林義哲聽了醇親王的問話，不由得心中一凌。

“回王爺的話，船政用銀，除去歸於西征協餉之銀，每月所剩者，僅夠日常運轉開銷，造船是根本不夠的。”林義哲答道，“然船政為國之重務，海防用船，不可就此停廢，臣姑父沈葆楨是以多方籌措，請用船各省接濟，又從閩省洋藥稅中抽銀，臣又於海內外諸殷商處多方募集，得報效銀以實船政，故能成此有數之船。週轉困難之時，也於外國商行借了少許洋債，事後全部歸還。此是權宜之計，臣也是思前想後，萬不得已才如此的。”

這位醇親王，光緒皇帝的親爹，聽說可是頗有些“清流”氣息，今日頭一次聽他說話，便知端的！

“原來如此，我說呢，這沒有銀子，也不能憑空的變出來這許多兵輪啊！”醇親王呵呵笑道，“這借了洋債麼，也就借了，總是把船造出來了，還派上了大用場，現在想想，這船要是沒造出來，這臺灣弄不好也就丟了呢！”

聽到醇親王的這番話，林義哲不由得在心裡暗自感嘆。

這人要說變，也是很快的啊！

晚清時代，參與到中樞之中的四大王爺（恭親王、惇親王、醇親王、******）中，恭親王為人最為周正嚴謹，這也源於他從28歲開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擔。恭親王待人寬厚，這點連西方人都大為認可。這令他的周圍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內憂外患中，支撐起了政府的執行。恭親王自身崖岸高峻，潔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豐皇帝那樣“緋聞”不斷，也不似後來的******奕劻那樣“醜聞”綿綿。

與聰明外露、果決剛毅的六哥恭親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親王似乎多了些“老氣”，表現得更為低調、更為綿裡藏針，也更為大智若愚。

在打倒肅順等顧命大臣“八人幫”的“祺祥政變”中，醇親王奕擐的功績往往被掩蓋在慈禧和恭親王的光環背後：正是他帶兵將肅順和端華從熱被窩中抓住，完成了政變中最艱難、最有風險、也是最為關鍵的任務。在之後的“叔嫂共和”體制中，他執掌首都衛戍部隊的主力“神機營”長達30多年，實際上形成了恭親王掌握外交、醇親王掌握軍事的基本格局。

大清帝國現在的這個“叔嫂共和”的特徵是“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兩制並存，“親王輔政”是滿清親貴們能接受“垂簾聽政”的條件和前提。而醇親王不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數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這無疑也是對恭親王的一種制衡，儘管他在恭親王早期兩次被慈禧修理的時候，都義憤填膺地站出來為六哥說話。

醇親王在“出道”前，給世人的感覺相當地“左”，比較保守、排外。對恭親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他總是嗤之以鼻，建議太后“擯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兩次秘密上書，建議削弱恭親王的權力。野史中說他“疾其兄之專權，久有眈眈之意”。毫無疑問，這樣的互相監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之前以高調的“極左”面貌出現的醇親王，一旦主政，便令人驚愕地實現了大轉身。在對外戰略上，他幾乎完全繼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親王的“投降路線”，甚至走得更遠，令海內外觀察家們跌破眼鏡。

對於自己當看客時的“極左”言論，挑上擔子的醇親王承認自己“嘗持偏論”，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但事實上，從醇親王變臉之迅速和徹底來看，其之前的“極左”面貌，極有可能只是為了贏取“基本教義派”支援的一種手腕。在野的時候，站著說話不腰疼，可以指點江山、揮斥方遒，而一旦親自執政，為了兒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為、或者還原為一個現實主義者。

林義哲知道，大清帝國第一輪“改革開放”，歷時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樞”為界，醇親王主政的後十年，與恭親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幾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沒有被中止，而且在海軍、鐵路、電信等基礎建設方面，得到了更為長足的進步，尤其在新疆和臺灣先後建省，大大加強了對邊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親王也展現了與恭親王一般的靈活身段，以至於後世的主流史學家們批判這位“愛國王爺”一挑起管理國家的重擔，怎麼就和乃兄一般軟弱、一般“賣國”。這類似於恭親王當年發動政變，處決了肅順等人，卻幾乎完整地繼承了肅順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國藩等漢臣的政策，將權力鬥爭與政策連貫有效地進行了區隔，不因人廢事，更不因人廢制。

更為弔詭的是，野史把恭親王、醇親王哥倆爭權傳得有鼻子有眼，實際上這哥倆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