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的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

監察御史司馬淵在奏摺中破例的引用了林義哲《西國聖道考》裡的話，認為既然“中西聖道同源”，則“西國之富強”，除了“機器之機巧”，亦有“聖教忠義之道”，他認為二者不可偏廢，既然中國在“機巧”方面有所不足，那就應該學習西方，“取彼之長，補中國之不足”。因而他在奏摺中表示了對海防建設的支援，但他仍然強調，“海軍之設，當以忠孝節義為本”。

另一位御史周元宏則上書說，“聖人以天地萬物為師”，學習西方是應該的。西方無論海陸軍皆強於中國，中國無論海防還是塞防，都應該向西方學習，他也引用林義哲《西國聖道考》當中的話說，既然西方國家學習了中國的聖賢之道，“政教大興，文物阜盛”，聖賢之道是中國所長，西國都願意學習，那麼對於“機器奇巧”等西方科學技術，中國也應該學習，並且還要有所發展，爭取超過西方。他在自己的奏摺中還引經據典的考證說，宋明時“機巧之學，中國猶在西國之上”，西方從中國學習了不少科學知識，併發揚光大，至有今日西方科學之興盛，而現在西方既然在這方面超過了中國，那麼中國就更有理由和責任將這些再學回來。是以學習洋學，也不至於讓中國的人心解體。

類似象司馬淵周元宏這樣的清流士子還有不少，這些人幾乎都是林義哲《西國聖道考》等文章的追捧者，他們在各自的奏疏中紛紛表示了對中國周邊局勢的憂慮，雖然他們仍然頑固的堅持****的政教優於西方，但也認為應該向西方學習，取長補短。這些人的聲音無形當中成了洋務派的極大助力，也成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