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的條陳交各位督撫詳議的同時，就以左宗棠“留心洋務”，諮請他參加討論。於是，圍繞著“海防”還是“塞防”的問題，清廷中出現了兩大陣營，各個政治勢力重新組合。

“海防派”以李鴻章為中堅，除了沈葆楨、林義哲、丁日昌、李瀚章等支持者外，還有山西巡撫鮑源深、河南巡撫錢鼎銘，內廷中醇親王奕擐及刑部尚書崇實、刑部左侍郎黃珏、御史餘上華等也加入到這一陣營之中，一時聲勢頗壯。

而以左宗棠為中堅的“塞防派”，則有湖南巡撫王文韶、漕運總督文彬、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等的有力支援。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論是“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其實，從根本上說還是主張集中有限的人力財力，優先解決西北塞防問題，以收“西北無虞，東南自固”之功。

左宗棠針對李鴻章關於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張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慮，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塞防則大有所妨。”

李鴻章針鋒相對，指出：“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阿古柏佔據新疆已經七八年了，現在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軍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區先後被阿古柏勢力侵佔，但關隴地區並未受到騷擾，而且以阿古柏的那點軍力，能佔據全疆已是了大不起了，根本無力進犯關隴，是以李鴻章這麼說其實沒什麼錯，但在後世的憤青們看來，這妥妥的是賣國賊的言行），海疆不防，則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者。”主張停塞防之餉，“均做海防之餉。否則，只此財力，既備東南萬里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運餉，有不窮困顛蹶者？”

話雖如此，李鴻章事實上也無意放棄新疆，他給出的解決辦法是：一，停兵。建議朝廷停撤西北地區已經出塞及準備出塞的部隊，令其“嚴守現有各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圖進取”，停撤多餘出來的餉銀，則移作海防之用。二，經營。李鴻章的經營新疆的方略則是：“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等回酋，準其自為部落，如雲貴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李鴻章認為，如此則既可以挫敗英、俄兼併之心，中國也不必勞師遠征，實為“經久之道”。

李鴻章建議將新疆經營成“如雲貴之苗瑤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的觀點，放置在1875年的中國，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在這個時代，傳統的“天下觀”還遠未被近代的“世界觀”所取代，李鴻章語境裡的“越南”、“朝鮮”，都不是近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而是中國傳統“天下觀”裡面的藩屬，其將“越南”、“朝鮮”與中國本土的“雲貴之苗瑤土司”相提並論，即可見一斑。換言之，李鴻章從來都沒有說過要放棄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議，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觀”基礎之上。這種“天下觀”在後世看來貌似荒誕，但在當時，卻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統********。

晚清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艱難轉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晚清國人傳統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轉型的過程。李鴻章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所持意見，正是這一轉型過程中的產物。後世之國人體會不到當日觀念轉型期的混沌與茫然，而簡單地痛斥李鴻章為“賣國賊”，痛快固然痛快，卻也可悲亦復可嘆。

比較起來，左宗棠的意見則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宗棠因為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而在後世飽受讚譽，但事實上，李鴻章等所謂的“海防論者”也並不認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過是現有財力條件下，塞防與海防，誰該優先辦理而已。與李鴻章認為海防危機更甚，應集中財力優先辦理不同，在左宗棠看來，海防費用可以省去購船與僱船之費，因為福州船政局已經可以自己製造船艦，不必再動用西征的餉銀；再者，即便不西征，畫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餉銀供海防使用。而左宗棠為了強調新疆的重要性，不惜拿京師為題目，恫嚇起朝廷來：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非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左宗棠的“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的神論一出，果然起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象大學士文祥這樣的重臣，都不免為左宗棠的神論所影響。

如果說為了保京師而重視新疆的話，那麼離京師更近的大海，是不是也更應該受到重視呢？

左宗棠——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