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和歐洲人同時開始了海上探險。1405至1433年的20餘年間，鄭和曾率領由2萬多人和一、二百艘艦船組成的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七下西洋，鄭和的遠航不但達到了“耀皇威於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極大的促成了中國民間的海上貿易發展。

但是，鄭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巔峰，也是中國海洋發展路向嚴重受挫的標識性事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鄭和作最後一次海上遠征後，下達了嚴厲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從事外貿活動。約有千餘艘戰艦的明帝國就這樣放棄了海權，告別了大海。林義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國家稅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國力很快衰退，最終滅亡！

林義哲進一步指出，哪怕是在古代，當人們認識到海洋可以成為用兵之地的時候，海上爭奪就開始了。在西方，2500年前古希臘海洋學家狄未斯托克曾坦言：“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一切”。15世紀末航海大發現後，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成為近代海上強國，建立起龐大的殖民體系。17世紀，英國先後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和“海上馬車伕”荷蘭，確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成為“日不落帝國”。美國海軍上校馬漢在其《海權決定歷史論》中提出“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所有國家的興衰，決定因素在於海洋控制”。日本的振興是因為明治天皇從美國海軍准將柏利僅帶四條軍艦就叩開國門的屈辱中領悟到，要繼承列祖列宗的偉業，必須“拓萬里之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強敵四顧，陸海皆危”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以來安全環境的一個突出特點。鴉片戰爭後，一些有識之士對海洋方向的嚴重危機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並陸續提出了應對之策。林則徐堪稱為清朝高階官員中睜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則徐的委託，編撰出一百卷的偉大著作《海國圖志》；提出了建設海軍海防的一系列主張，開中國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為傑出的海防思想啟蒙家。魏源指出，抵禦強敵入侵的上策是要“嚴修武備”，尤其要嚴修海上武備，因為入侵之敵主要來自海上。但由於“重陸輕海”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統治階層始終難以在“海防”與“塞防”之間找到能夠兼顧的解決辦法。

而林義哲則在奏摺中提出的“大興海軍”、“經略海洋”的戰略，則是切實可靠的解決辦法！

林義哲列舉了歷史上的例子，如兩宋時代，因為海上商業貿易發達，國家富強，是以雖然周邊強敵環伺，卻依然能夠存國祚三百餘年。而明代因為海禁，國家財源流失，海上貿易的需求卻一直存在，致使走私盛行，海道為海寇把持，更有倭寇為了貪圖財富而入侵中國，致使明朝倭禍不斷，終於財盡民窮，流民四起，至於亡國。

林義哲進一步指出，“現今世界各國莫不以發展商業為先”，海上商業貿易的興盛能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給國家增加收入，“商業興則國家興”，“商戰勝於兵戰”，而“各國海軍之設，首要為護商”，海上商業貿易的發展可以促進國內商業的發展，而經濟發展，國家富強，自然可以“海防”“塞防”同時兼顧！

可能是預見到了國內的頑固保守勢力會拿“商”字說事，林義哲還在奏摺裡直接批駁了清流士子們歧視商業的種種論據。

林義哲首先指出了清流士子們一慣愛說的“士農工商”的“階級理論”的錯誤。

林義哲說，“士農工商”最早見於《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以及《淮南子？齊俗訓》：“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在這兩個出處中，都沒有提到“士農工商”的順序排列，乃是後人別有用心的附會，而《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這一句話清楚的表明，“士農工商”四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國家的柱石！

為了說得形象，林義哲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士農工商四民，猶如桌椅之四腿，如以桌椅喻為國家，則四民為國家之腿，豈有腿之長短不一，而桌椅能不僕之者？”

林義哲由此進一步指出，發展商業，提高商人地位，是必行之策，而商人地位提高，得到國家保護，便可全力為國家經商牟利，增加財富，而國家財富的增加，則又可以有足夠的財力來發展軍備，“護商為富民之本，而富民為強國之本”。

為了增加自己的“桌腿理論”的說服力，林義哲還指出，他的主張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孔聖人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