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面上刺激了士族，那麼徵兵制和秩祿處分則從物質方面使士族的生存發生了嚴重危機。在“廢藩置縣”後，明治政府即開始“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組建鎮臺，重新編制政府常備軍，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過程中被迫退伍回家，從軍士族大大減少，士族的出路越來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達的《徵兵詔書》和《徵兵諭告》剝奪了士族引以為榮的當兵特權，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滿。

世代繼承的“家祿”是士族的根本特權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雖有想法，但由於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計問題不得不謹慎處理。在舊幕府時代，“家祿”與“奉公”聯絡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對領主的封建義務，承擔一定的工作，而家祿則是領主對此給予的權利，兩者互相依存。家祿世代繼承，工作職務也世代繼承。但在廢藩置縣後，舊的藩政不復存在，士族們自然喪失了奉公的物件，而此時就形成了單方面領取家祿卻不承擔義務的局面。另外，雖然士族的俸祿已被削減，但仍佔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塊，使政府運轉明顯不靈。政府內部對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萬日元的家祿意見極大，從“四民平等”和改善財政的角度要求處分家祿。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斷然實行“金祿公債”制度，徹底廢除士族家祿。雖然士族們得到了一筆抵償金，但大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士族，都因不善經營而破產，最終淪為勞動力市場上待價而沽的赤貧者。士族們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特權，他們急需維持生計的出路，而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與平民為伍出賣勞動力，那麼剩下的途徑只有將危機向海外轉移。明治政府在加強軍備，進行軍事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將士族們的憤懣和不滿引向海外！

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日本的“併吞琉球”、“開拓蝦夷”、“徵韓”和“徵臺”等一系列的對外擴張理念！

看著眼前的這兩個面目猙獰的日本原薩摩藩的武士，林義哲突然想起了目前在日本還未發生的“西南戰爭”！

這場發生在1877年日本鹿兒島的叛亂，很大程度上，便是日本武士因為海外擴張這最後一條路給堵死後再無出路，而走上反叛的道路！

當時為了解決士族危機，日本“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提出了“徵韓論”。其實“徵韓論”在日本由來已久，早在江戶時期，部分日本學者就開始歪曲歷史，聲稱朝鮮歷來是臣服於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奪。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獲得與列強對峙的資本，而朝鮮自然而然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而在日本政府內部，形成了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徵韓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為首的“內治派”，其實對於徵韓問題，兩派並無二致，都認為必須對朝鮮發動戰爭。而不同點在於：西鄉派要求立刻遣使，以獲得開戰的藉口；而大久保利通認為遣使就是立即開戰，而日本實力尚且虛弱，維新成果還未鞏固，當下不是開戰的時機。西鄉派主要著眼於當前計程車族問題，要利用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大久保派則從長遠考慮，謀求漸進式擴張，避免第三國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書形式宣佈採納代理太政大臣巖倉具視的意見，推翻了西鄉徵韓一事。同日，以西鄉為首的“徵韓五參議”下野。明治政府逐步廢除士族特權，本就引發了士族的不滿，而對外戰爭暫時被否決，向海外轉嫁危機的途徑也被堵死，士族宣洩不滿的途徑就剩下反對明治政府一條路了。而西鄉和近衛軍官們的下野，使不滿計程車族們有了精神領袖和實戰指揮官，讓不平士族們的基層和高層得以結合，這便是“西南戰爭”的由來！

對於這場發生在四年之後的戰爭，能不能利用一下呢？

林義哲的心裡突然有了一個大膽的主意，他看著井上和山田二人，和顏悅色的說道：“你二人可知罪麼？”

第二百四十一章最後的武士們

兩個日本武士驀地痙攣了一下，抬起頭看著林義哲，眼中滿是驚恐和絕望。

林義哲看著他們的眼睛，悠悠的道：“人世間，有很多事，做錯了可以懺悔，可以痛改前非，但也有很多事，只能錯一次，一次錯了，就永遠不會再有懺悔的機會了，就好象你們目前這樣。人活著，只是一段短促的時光，沒有方法來嘗試每一件事，換句話說，也沒有方法來嘗試每一種結果，因此，我們就有了人倫綱常，善惡分解，由這些，告訴我們那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能做，那些事應該做，那些事不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