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社科院研究員的丁士寬扶了扶近視眼鏡，認真地說道：“你說錯了，我這次來只帶了眼睛和耳朵，沒有帶嘴巴，所以放不了嘴炮。中央領導對於榆北振興的事情非常重視，指示社科院派出專家前來調研，發現經驗要加以總結，發現問題要及時揭露。我就是來蒐集有關材料的，這方面，你這個振興工作小組的副組長，可得幫我。”

馮嘯辰笑道：“我可不能幫你，你既然要調研，就該深入群眾，聽聽群眾的聲音。如果讓我提供資訊，我說的肯定都是好的方面，這不就沒意義了嗎？”

丁士寬當然知道馮嘯辰是在搞怪，他也笑著說道：“我肯定是要去下崗工人家裡走訪的，這一次跟我一起來的，還有社科院的另外幾位老師，以及十幾位研究生，各個層面的人我們都要走訪。你作為負責榆北振興工作的官員，自然也在我們的調研之列。”

“沒問題，我隨時等候丁教授的傳喚，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馮嘯辰應道。

明白了丁士寬的來意，馮嘯辰又向祁瑞倉問道：“老祁，你不會也是來調研的吧？我印象中，你和老丁的爭論還沒有一個結論呢，怎麼，打算到榆北來找點資料？”

丁士寬和祁瑞倉是戰略班碩果僅存的兩個搞學術的人，而且還是觀點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丁士寬是信奉政府主導經濟的，而祁瑞倉則是一個堅定的自由經濟論者。馮嘯辰在裝備工業公司任職，做的就是產業協調的工作，對此，祁瑞倉一向是持批評態度的。按祁瑞倉的觀點，國家根本不應當搞什麼產業政策，只要放開經濟，允許企業自由競爭，各個產業就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如馮嘯辰他們這樣，反而是束縛了企業的活力。

馮嘯辰對祁瑞倉的觀點自然是很不以為然的，不過他也懶得去與祁瑞倉理論。經濟上的事情，本來就不是能夠爭出一個結論的，最終的成與敗，才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

這一次的榆北振興行動，是又一次政府行為，顯然也是有悖於祁瑞倉所堅持的自由市場原則的。丁士寬到榆北來，可以說是來總結經驗，那麼祁瑞倉來，只怕就是專門找茬來的吧？

看到馮嘯辰一臉警惕的樣子，祁瑞倉笑道：“老么，你又猜錯了，我可不是來找資料的，我是到榆北來掛職的。”

“掛職？”馮嘯辰真有些愣了，“老祁，你不是在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嗎，怎麼會到榆北來掛職？”

祁瑞倉作為一名從美國回來的經濟學博士，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有好幾所高校和幾家研究機構都向他發出了邀請。最後，他選擇了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在那裡當了一名研究員。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去美國留學就是為了研究中國的發展戰略，國家發展研究中心顯然是一個能夠讓他實現抱負的所在。

發展研究中心是國家最高階別的智囊機構之一，平日裡承擔著大量與國家經濟管理相關的研究課題。祁瑞倉在美國呆了六年，期間還參與過一些國際性的研究專案，對國外的經濟管理情況頗為了解，在好幾個課題中提出了不少具有國際視野的政策建議，受到了中央領導的好評。不過，他的自由主義觀點，屢屢未能得到採納，這也是讓他頗為納悶的事情。

前些天，中央召開了一次有關榆北振興問題的討論會，祁瑞倉也被邀請參加了。在會上，孟凡澤以榆北振興工作小組組長的身份，介紹了一些情況，並懇請與會專家為榆北振興提出寶貴意見。

祁瑞倉在發言中對榆北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論調自然還是出自於他的自由主義理論。他認為，榆北的問題根源在於它是一個計劃經濟時期成長起來的工業城市，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要振興榆北，必須是引入市場機制，倡導自由競爭。而目前振興工作小組的做法依然是政府主導的那一套，相當於換湯不換藥，這樣做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對於祁瑞倉的發言，與會的官員和專家褒貶不一。大多數的人認為他所分析的病症是正確的，那就是榆北的癥結在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的各種不適應，但他提出放棄政府幹預，讓榆北自己脫困，這就有些想當然了。

“為什麼是想當然，市場能夠起到優勝劣汰的作用，只要我們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鼓勵榆北的企業家自主創業、自由競爭，那麼優秀的企業家自然就能夠脫穎而出，從而帶動帶個榆北的經濟走向全面復甦……”

祁瑞倉在會議上這樣慷慨陳詞道，他還引經據典地講了一套理論，這自然也是芝加哥學派所信奉的自由市場理論了。

“瑞倉同志，你有沒有到過榆北？”孟凡澤發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