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樸質，但感染力非同一般，而且還成了後世邊塞詩的先聲。據說，這首悲歌后來傳到了劉徹的耳中，他也不禁為之感動，非常同情她的境況。但劉徹不會因兒女私情而有背國家大計，所以每隔一年，皇帝便只是派遣使者帶著中原的一干錦繡幃帳，贈送給細君公主，以聊慰她的思鄉之情。後來公主又被迫再嫁，以至不久即憂傷而死。

再回到“輪臺屯田”一事上來。

在貳師李廣利遠征大宛並取得了象徵性的勝利後（也就是獲得了汗血馬的那次），為了鞏固勝利果實，皇帝便又決定在西域建立起一條防禦線和交通線：它東起敦煌，西至輪臺，沿途都有亭燧設施，而且為解決駐戍西域的漢軍給養問題，漢朝也開始在西域的輪臺、渠犁等地試驗性地開展屯田，但起初規模太小，僅幾百人而已。徵和三年，漢軍徹底擊垮車師，如此一來屯聚西域一事也變得更加緊迫了。

徵和四年（前89），當時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等便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以開發出來以滿足漢駐西域大軍的給養問題。其實還不僅如此，桑弘羊等人也認為，輪臺地處塔里木盆地的中心，在車師西千餘里，是中西交通的必經之地；而且輪臺以東和東北面的焉耆、危須、尉梨一帶，也曾經是匈奴僮僕都尉（就是視西域各國為匈奴之僮僕的意思）經常駐紮之地。如果漢大軍在輪臺屯田，也可以一併將匈奴勢力完全排擠出西域，這對保衛中西交通及漢朝西北邊郡的安全，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桑弘羊等人的這一建議應是漢武帝政府一貫奉行的西聯西域、北制匈奴戰略思想的最高體現，從長遠來看，的確不失為經營西域的良策。而且桑弘羊也是追隨武帝幾十年、深為漢武帝所倚重的理財專家（桑弘羊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不依靠農業富國的思想家），武帝一朝的幾乎所有的重大財政政策俱出自他之手，武帝對他也無不言聽計從。

然而這一次，卻出現了例外。“攘外必先安內”，還是先搞好內政再說吧，匈奴的事可以放一放吧。

2、一個皇帝的自我批評

深刻地反省過之後，這位一向以雄心勃勃、銳意進取著稱於世的偉大皇帝發覺，自己首先要做的便是罷停徵伐並努力恢復大漢王朝的元氣。於是，藉著罷“輪臺屯田”的機會，皇帝便向全體臣民們下達了一道自我批評的“罪己詔”，史稱其為《輪臺罪己詔》。

當然劉徹此時也已自知來日無多，他真的要過幾天清淨日子了，自然他覺得老百姓也該是如此。就在這道《輪臺罪己詔》中，其實劉徹也並沒有進行多少自我批評，而只是委婉地表示了自己過去的失策。說起來，像他這種自尊心極強又自視甚高的皇帝，那指定是死不認錯的，能讓他說出一句“朕之不明”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只是這短短四個字，卻是千萬人的腦袋搬家才換來的。

若仔細歸納起來，《輪臺罪己詔》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悔征伐之事，並明確以後“不復出軍”；

（二）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加強民生、富民工作；

（三）鼓勵養馬，防止缺乏武備。

可以說，以《輪臺罪己詔》為代表，劉徹晚年的一系列不失英明的施政舉措，包括痛殺鉤弋夫人、為繼承人指派了合格的輔政大臣等，便成功地收拾了局面，漢朝的這副爛攤子愣是又被他給勉力支撐了起來。所以後來的史學家司馬光才說道：“（漢武帝）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而在《朱子語類》中大思想家朱熹也指出他“天資高，足以有為……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可謂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不過最後尚需一提的是，劉徹在屯田一事上實乃小心過分，他當初的確是被折騰怕了，不敢再折騰了。

就在劉徹死後不久，漢昭帝和他的輔政大臣霍光就採用了桑弘羊的前議，派軍屯田於輪臺。到了漢宣帝③時，當時的西域都護鄭吉終於收到了輪臺屯田的巨大功效——鄭吉的大軍在向西域縱深挺進的過程中，以輪臺屯田所積累的穀米做給養，最終將匈奴勢力徹底地驅逐出了西域，實現了漢朝多年來統一西域的夙願。

但這些成績的取得還是和劉徹當初的開拓之功分不開，偉大人物的歷史影響乃至到今天也未必說得盡。

③　漢宣帝劉詢，乃自殺的前太子的孫子，本當受其祖牽累而死，後經當時的大臣丙吉搭救，遂成為劉據一族惟一的活口，後又奇蹟般地登上了皇位。　電子書　分享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