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最特殊也最沒品、最差勁兒的一群，雖然他們是值得同情的，但政治制度本身卻催生和膨脹了他們身上的惡性因子——他們尤其不怕壞事做絕，因為他們最不怕的就是斷子絕孫，能夠得逞一時便是他們最大的人生抱負了。

自打漢桓帝所欽封為侯爵的那五位太監功臣（時稱“五侯”）興起之後；朝政大權就日益被宦官集團所把持。既然他們不大做什麼好事；反對派的出現就在所難免了，這就是所謂的“黨人”。

起初，有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和儒生，既反對外戚專權，也反對宦官，而隨著後來宦官勢力的膨脹，他們則把鬥爭的矛頭集中到了宦官頭上。《後漢書&amp；#8226；黨錮列傳》在論述“黨人”形成時便指出：“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也就是說，一大幫子不該掌權的宦官上臺，便直接刺激了另一大幫子鯁直之士的政治積極性。這和後來明末“東林黨”的出現基本是相似的。

在當時，“黨人”們的鬥爭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品評“清議”，以造成反對宦官的社會輿論。當時京城有太學生三萬多人，規模空前，首領為郭太、賈彪等人。他們利用太學為基地，主持品評人物，臧否朝政，而“清議”的“危言深論，不隱豪強”的特點，很快即產生了“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的社會效果。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