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天，刀劍風霜嚴相逼，怎一個慘字了得！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朱佑樘噩夢般的童年比窮人家的孩子惡劣多了，這種生存環境都能抗到長大的，一般不是成為美國諸多B級恐怖片裡的變態，就是成為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朱佑樘屬於後者。

不過，朱佑樘的賢名主要是體現在與文官集團融洽的關係上，史書上關於他批覆文官奏摺記載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上嘉納之”。

但“上嘉納之”不能當飯吃，治國要的真才實幹。即使弘治朝豪華的內閣陣容掩蓋了朱佑樘能力上的平庸，我們依然可以透過時人的記載看到一些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

比如弘治十七年，內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李東陽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見到了許多令人感慨的現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趕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麥已經枯死，秋禾也沒有種上。挽舟拉縴的人沒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鋤的農民面有菜色。盜賊猖獗，青州一帶治安問題尤其嚴重。從南方來的人說，江南、浙東一帶滿路都是流民，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裡的糧食儲備不足十天，官員的工資拖欠已逾數年。東南自古富庶，是納稅大戶，一年之飢就到了這種地步。北方人懶，一向沒有積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會有難以預測的事變發生。

李東陽作為一時文豪，將彙報寫得煽情動人、直言不諱，一時間廣為傳頌。但面對這種嚴峻的現實，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方案，只反覆提醒皇帝要“節用廣儲”。

客觀地講，朱佑樘還是很勤奮的，選用了大批才德兼備的名臣，比如徐溥、劉健、謝遷、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李東陽筆下“貪官酷吏，肆虐為奸；民力困窮，怨諮交作”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