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教師月薪50—140圓，小學教師30—90圓。報社月薪一般為：主筆200—400圓，編輯40—100圓。舊式商店的店員月薪10—30圓，新式商店普通職員月薪20—40圓（１圓合今人民幣30元左右）。 ３０年代的上海作為世界金融經濟中心之一，號稱東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於紐約、倫敦之後），生活費用不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東京高。 當時上海一個標準家庭（四五口人）比較高階的生活費用如何？魯迅1935年文章裡說過：在上海租界找一處帶院子的住宅（二三層小洋樓），租金每月100兩（銀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十四，共計114兩。每兩作１圓４角算，大約等於160銀圓。上海比較高階的生活費用每月約400銀圓以上，中等生活的費用每月約100銀圓，基本生活費每月約66銀圓。 當時資本主義世界出現長期的經濟危機，中國民族工商業得到發展繁榮的機會，沿海城鎮的市場有所進步，中國銀圓堅挺，在國際上的匯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國１銀圓可以兌換日本74日圓，1931年初100銀圓＝４６日圓，1932年初100銀圓＝６９日圓，1933年初100銀圓＝98日圓，1934年初100銀圓＝115日圓，1935年初100銀圓＝125日圓……中國推行法幣以後，大致上100元法幣可以兌換１０５日圓。總的說來，在上海一個月的平均生活費，在東京可以過兩個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準，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數大學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麼為什麼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源源不斷地湧往上海呢？因為上海是當時全國經濟文化中心，集中了魯迅、茅盾、郁達夫、田漢、巴金這樣的文壇鉅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區，可以避免國民黨的專制鎮壓（國民黨政府不能進租界搜查和逮捕人），相對來說還有些言論、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後國民政府遷都南京，1928年北京不復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人紛紛南下。 左聯成員的經濟狀況之一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於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會員約５０人，1936年初自動解散。 據胡風回憶，魯迅每月捐助左聯２０圓。1933年８月以後，胡風擔任左聯的執行委員、宣傳部長，每個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見到魯迅，這２０圓就由胡風經手。1934年春胡風辭職，左聯黨的領導一度與魯迅失去聯絡。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陽翰笙、周起應（周揚）、沈端先、田漢在內山書店向魯迅彙報左聯的工作，“臨別的時候，魯迅從口袋裡拿出一張一百圓的支票，交給周揚。”（據夏衍《懶尋舊夢錄》）這就是魯迅為左聯支付５個月的贊助費。有時，魯迅還給予左聯額外的資助，例如為援救艾蕪出獄捐款５０圓，向特科黨員吳奚如支援３０圓，等等。 除魯迅定期捐助２０圓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給左聯１５圓。據《胡風回憶錄》所載，這每月３５圓（摺合現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聯內部通訊的印刷費。 那麼，一般左聯作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呢？ 據關露回憶：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聯，記得第一次開小組會的時候，黨團書記丁玲同志出席。當時左聯同志都很年輕，除開在復旦大學當教授的穆木天比較年長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歲左右到２６、　２７歲。因此，絕大多數人沒有成家，孤身住在一個小亭子間裡，用一個煤油爐自己做飯，上老虎灶買開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飯館去買1圓錢６張的飯票（一頓客飯２角錢，買1圓錢可以優惠），或者吃１２個銅元（相當４分錢）一碗的陽春麵（1分錢＝３個銅元）。經常由於交不出房租被房東驅逐，吃飯是簡單便宜的伙食，有時還餓一頓飽一頓的。

抗戰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當時一斤雞蛋價值２角錢，也就是說２—３分錢就可以買一個雞蛋。這樣便宜的雞蛋，左翼文學青年有時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間，關露曾在上海歐亞航空公司當一個小職員。後來知道特務發現她是左聯成員，要抓她，關露只好把這個月薪７５圓的職位辭了。 葉紫加入左聯時，周揚派關露找他談話。葉紫房裡連一張書桌都沒有。關露見他用鋪板當桌子，坐在一張小板凳上寫東西。他已結婚。當時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葉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聶紺弩主編的《動向》期刊在文藝界打響，不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還將葉紫拉到報館當助手。葉紫得到月薪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