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環境也對這些國家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隨著由共和國為核心的“東部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加速，周邊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強，共和國的吸引力將隨之降低。

更重要的是，移民會產生很多社會問題。2030年的全體代表大會上，數個地區的代表聯名提出修改《移民申請管理法》，加強對移民的控制。這些代表不是反對移民，而是認為移民將從根本上破壞共和國的民族結構，對佔有主體地位的漢族構成威脅，也會對共和國的少數民族構成威脅，還會滋生犯罪、引發社會動亂。

吸引移民不是長久之計，只是權益之策。

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還是提高社會生產效率。

提高社會生產效率，除了加大基礎技術開發力度之外，還得加快經濟轉型速度，讓更有活力、更加積極的民營經濟逐步取代國營經濟，全面推行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機制得到充分發揮。

要加快經濟轉性速度，就得進行政治改革。

只有從根本上改變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才能讓佔據著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國營經濟讓出主導地位，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多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

30年前，國營經濟能夠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避免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在市場競爭中丟掉飯碗，影響到社會穩定。現在，民營經濟能夠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社會勞動力，解決勞動力欠缺問題。

由此可見，推行政治改革，不僅僅為了建立一套新的政治體制。

俗話說得好，出來混，遲早要還。

早在10多年前，紀佑國就意識到“人口老齡化”是共和國的最大敵人。王元慶更加清楚這個問題對共和國的危害有多嚴重，處理得好，共和國能夠在緩慢發展中度過最為艱難的幾十年，處理不好，共和國將永遠淪落為三流國家。

應對人口老齡化，不是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職責，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甚至可以說，從紀佑國開始，共和國堅定不移的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看上去，這個推測幾乎無法站穩腳跟。

事實上，看得更深入一點就能明白其中的關聯。

在共和國之前，有兩個鮮活的“案例”，一是日本，二是西歐。

日本為了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走上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原因很簡單，老齡化社會的消費能力遠不如正常社會，負擔則比正常社會高出許多，主要是老年人不是社會勞動力，不但無法產生社會價值，還需要獲得養老、醫療、保健等各方面的社會福利，從根本上制約了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增加了社會負擔。如果僅靠本國市場，日本永遠不可能解決老齡化問題，只有透過加強出口，利用貿易盈利為本國的社會福利提供資金，從而降低老齡化對社會造成的負擔。

西歐為了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採取了“東進策略”。蘇聯解體之後，歐盟迅速向東擴充套件，吸收了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與前南斯拉夫成員國在內的眾多前華約成員國，獲得了“新鮮血液”，雖然與日本的經濟政策不同，歐盟更注重政治政策，但是結果卻殊途同歸。即利用新成員國的市場、勞動力、發展推動力，帶動歐盟的經濟發展速度，解決由人口老齡化產生的各種問題。簡單說，就是“以新養舊”，將老齡化問題轉嫁給新成員國。

日本與歐盟的政策有一個共同點，即下游市場。

作為高階產業國，日本與歐盟都需耍下游市場。

隨著共和國進入高階產業國行列，同樣面臨老齡化問題，解決的辦法也只有一個，獲得足以支撐整個國家度過老齡化時期的下游市場。

共和國能夠看到這個問題，那些做夢都想遏制共和國的國家也能看到這個問題。

從本質上講，“美蘇冷戰”之後，美國不遺餘力的圍剿共和國，在共和國周邊建立起一道道密不透風的戰略防線，根本目的不是以軍事手段打垮共和國，而是要擋住共和國對外擴張的步伐，剪除共和國的下游市場，將共和國的命脈掌握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手中。等到共和國的老齡化問題爆發後，讓共和國自行衰落。

設想一下，如果沒有來自周邊國家的資源與廉價產品，沒有周邊國家對共和國高階工業產品的旺盛需求，共和國憑什麼透過高階產業迎戰老齡化問題？如果共和國仍然依靠那些勞動力密集型、資源消耗型與低附加制型的工業，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