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發展，反而會使澳大利亞喪失國際話語權，從而影響到經濟發展。

總而言之，澳大利亞最缺的就是自主國防安全。

包括斯文森在內的眾多澳大利亞社會學者都承認，如果沒有美國提供的戰略安全保護傘，澳大利亞連一天都存活不了。

正是如此，任何一位支援改革的白人都會考慮，如果在改革上走得太急得罪了美國，澳大利亞還會是澳大利亞嗎？

站在白人的立場上，答案明顯是否定的。

如此一來，在改革問題上，澳大利亞比歐盟還要保守。

用一些歐洲新聞媒體的話來說，在對外政策上，得益於法國的戰略力量，以及德國與義大利的經濟實力，哪怕一直受英國的負面影響，歐盟也沒有過分猶豫，很早就確定了“靈活中立”基本政策，不再把美國當成不可缺少的盟友，也不再把共和國當成東方世界的洪水猛獸，而是非常巧妙的利用了美國與共和國的矛盾，將歐洲帶到了一個嶄新的境界。與歐盟相比，澳大利亞差的不是一點半點。在國土面積（歐盟所有成員國加起來，國土面積也不到500萬平方千米，而澳大利亞的國土面積接近800萬平方千米）、資源（歐洲唯一不缺的就是煤炭，其他資源幾乎都需要進口，而澳大利亞除了缺少一些農產品之外，其他資源幾乎都不缺，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所有礦產資源的國家之一）、政治環境、戰略地位（歐盟東面就是強大的俄羅斯，南面則是阿拉伯世界，大西洋對岸是美國，因此必須重視陸海空三軍建設，而澳大利亞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嶼，四周環海，西面是印度洋、南面隔海就是南極洲，東面是廣袤的太平洋，只有北面鄰近印度尼西亞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其戰略優越性甚至在美國之上）等方面均超過歐盟的情況下，澳大利亞卻無法在對外政策上做到獨立自主，不得不說是一件非常令人痛惜的事情。

顯然，歐洲新聞媒體的評價完全可以理解。

換個角度看，如果歐盟擁有澳大利亞的優越條件，不但早就統一了，甚至早就成為能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強國。

事實上，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在美國的影響下，澳大利亞幾乎不可能成為歐盟那樣的“大國”。

從2035年開始，隨著經濟復甦，澳大利亞再次投入美國懷抱，錯過了與共和國修好的最佳機會。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澳大利亞也因此喪失了選擇權。

正是如此，從2035年開始，共和國的情報部門不再有所顧忌，以美國頭號盟國的身份對待澳大利亞。

面對共和國的挑戰，澳大利亞當局只會漸行漸遠。比如在2040年的時候，澳大利亞當局就頒佈了一項被認為是專門針對華人移民的法案，其中規定，所有申請獲得澳大利亞永久居住權的移民都需要前往移民局指定的醫院做DNA定性檢查，只有符合條件的移民，才能獲得永久居住權。在至關重要的“條件”中，就有明顯的種族傾向，比如一些在黃種人中比較常見的基因缺陷就被認為不符合條件，而一些在白種人中比較常見的基因缺陷卻被認為符合條件。事實上，正是這份被稱為“帕斯法”（提出該法案的是一個叫帕斯的議員）的法案讓共和國與澳大利亞的關係倒退了幾十年。該法案在澳大利亞參議院獲得透過的時候，當時的共和國國家元首顧衛民就表示，澳大利亞當局的這種行為不可接受，共和國絕對不會承認這種帶有明顯種族歧視的法案，還會為澳大利亞華人提供包括法律援助在內的一切幫助，以為維護華人利益。從2040年開始，數十個澳大利亞華人社團就聯名起訴，要求最高法院廢除這份明顯違背了憲法的法案。因為在到底有沒有違反憲法的問題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援華人的觀點，所以這場官司從2040年開始，打了10多年，到2053年的時候，仍然看不到結束的希望。

從美國公佈的資料來看，正是因為“帕斯法”，美軍才修訂了“波塞東”計劃，認為共和國很有可能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入侵澳大利亞。

到了這一步，共和國與澳大利亞的關係實際上已經沒有挽回餘地了。

雖然在2042年的時候，即中東戰爭的大規模戰役結束之後，澳大利亞當局試圖與共和國改善關係，比如澳大利亞總理就在1年之內以正式與非正式的方式訪問共和國2次，但是共和國當局並不認為有必要與澳大利亞改善關係，顏靖宇兩次將澳大利亞總理擋在門外，把國務院總理閻尚隆與經濟副總理帥永康頂了上去。

誰都知道，澳大利亞與共和國的關係只剩下了一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