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與法國敵對了上百年，而導致兩國敵對的主要問題都與物質因素有關；二戰之後，德國與法國能夠和解，並且聯手建立歐盟，除了需要共同應對更加強大的威脅之外，與兩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導致決定民族生存的物質因素不再重要有很大的關係。

由此看來，庫爾德人問題與當年的索馬利亞海盜問題有很大的相似性。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庫爾德人問題，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幫助幾個當事國發展經濟，改變這些國家與民族生存的基礎，從根本上緩解民族矛盾，實現民族大融合。

共和國在伊拉克採用的就是這個辦法。

雖然在伊拉克北部地區建立“安全區”與經濟建設沒有關係，但是其他政策都是在幫助伊拉克發展經濟。

事實上，西方世界也不是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

該訊息公佈後，CNN、法新社等西方新聞媒體就眾口一致的宣稱，共和國在中東問題上走到了西方世界的前面。

雖然這種說法有點含糊其詞，但是其中的酸味還是非常明顯的。

換個角度看，西方世界一直不肯在經濟上做文章，與西方國家一直利用經濟發展逼迫中東國家就範，以及控制世界能源有很大的關係。說直接一點，如果中東國家繁榮強盛，還會聽西方國家的指揮嗎？別的不說，如果阿拉伯世界具有歐洲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出20年就能統一到一個政府之下，成為僅次於共和國、美國與歐盟的第四個大國，從而具備全球發言權。

正是如此，在閻尚隆飛往德黑蘭的時候，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駐華大使就緊急會見了共和國外交部的高階官員，表達了某種意義上的擔憂。隨後，俄羅斯的駐華大使也向共和國外交部提交了照會，希望共和國當局能夠詳細解釋“伊拉克政策”。在閻尚隆結束中東訪問之前，美國當局都透過加拿大與澳大利亞詢問了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希望共和國能夠在中東問題上採取比較穩妥的立場。

不管這些外交詞彙多麼隱晦，都表達出了西方國家的擔憂。

當然，關注此事的肯定不止西方國家。

閻尚隆在訪問了德黑蘭與大馬士革之後，並沒有立即返回共和國，在6月5日去了開羅，6月7日訪問了利雅得、6月8日訪問了安曼，到6月9日下午才結束中東之行，返回北京。

在開羅、利雅得與安曼訪問的時候，閻尚隆分別向埃及、沙特與約旦國家領導人解釋了共和國的中東政策，並且非常明確的、至少是在一名外交官看來非常明確的方式表達了共和國將支援阿拉伯國家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分階段實現統一的長遠外交立場，並且願意在此期間透過經濟交流、軍事合作、外交援助、文化交往等等方式，為所有阿拉伯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從某種意義上講，直到這個時候，共和國才打出了第一張戰略牌。

訪問期間，閻尚隆還逐一徵求了伊拉克、敘利亞、埃及、沙特與約旦當局的意見，即在適當的時候，由共和國提供基礎條件，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基礎上，進行最高階別的國家領導人會晤，為阿拉伯世界做一些具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因為共和國已經在伊拉克問題上表現出了誠意，而且與幾個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比較密切，加上國務院總理親自出面，所以這幾個阿拉伯國家都沒有反對，均表示積極配合。

隨著這一訊息公佈於眾，西方世界就不是譁然，而是震驚了。

要知道，阿拉伯世界完成統一，最受傷的肯定是以西方世界為主的基督教國家。更讓西方國家感到棘手的是，在道義上，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阿拉伯世界統一。不管怎麼說，法國與德國這樣的世仇都能為了歐洲統一走到一起，那麼伊拉克與科威特這樣的仇敵，為什麼不能為了阿拉伯國家統一而走到一起呢？

不管怎麼說，當兩個超級大國在國際大舞臺上唱戲的時候，做什麼都得講道理。

只要講道理，西方國家就不能為所欲為。

事實上，這也正是共和國與前蘇聯最大的不同之處，這也是“道義”的重要性。

當然，反應最強烈的肯定是以色列。

要知道，20世紀50年代，阿拉伯世界點興起過一次統一浪潮，而當時迫使阿拉伯世界謀求統一的根本原因就是由猶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對周邊的阿拉伯國家構成了威脅，逍使阿拉伯國家不得不為了生存而戰。雖然數十年過去了，以色列並沒消滅哪個阿扣伯國家，但是當中東地區成為大國鬥爭的舞臺，阿拉伯世界高舉統一旗幟，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