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是美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團結一致。

毫無疑問，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國家。

當然，這裡所說的利益集團，即有代表大財團、大資本家與大家族的各種產業聯盟與利益聯盟，也有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會遊說團（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國醫師國會遊說團與律師國會遊說團），還有代表廣大工人的各大工會，以及一些為底層民眾說話的公益組織，因此美國的利益集團，實際上代表了整個美國。

利益集團的影響，直接體現在了美國的政治風向上。

正是如此，在共和國提前將經濟轉向戰時軌道的情況下，美國當局沒有絲毫耽擱，迅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嚴格的說，應該是美國先邁出這一步，因為在2055年5月，即美國國會開始審議2055到2056財年度聯邦預算的時候，美國當局就提出為軍火企業提供額外財政補貼，以便保住足夠多的熟練技術工人。因為共和國與美國的年度財政預算都是在每年的3月份起草，而美國是在每年的5月初就得提交給國會，讓國會有充足時間審議，而共和國則只要求在6月底提交給全體代表大會，所以從時間上看，無法確定到底是共和國先為軍火企業提供補助，還是美國先。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也許雙方同時做出了這一決定。

原因非常簡單，經過長達5年的軍備競賽，到2055年的時候，共和國與美國的經濟已經漏洞百出，國家在各個層面上面臨著考驗，如果不能給予軍工產業足夠的支援，各種軍事專案肯定會受到影響。事實上，在2055年初的時候，已經出現了徵兆，比如共和國天軍的空天戰鬥機專案的開發費用就由最初立項時的2500億元提高到了5500億元，美國類似專案的開發經費也暴增一倍以上。開發經費暴漲的直接結果就是，如果兩國的立法機構不能批准相應的款項，就得以別的方式來彌補軍火企業的虧損。換句話說，如果兩國當局不能當機立斷的採取行動，恐怕大部分軍備計劃都得擱淺，甚至會夭折。

當然，提前進入戰時軌道，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歸根結底，就是共和國與美國的政治局勢完全明朗化。2055年，杜奇威以民新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選，並且提出了以穩固美國國際地位、增強美國國家實力的競選綱領，其當選就成定局。與之相比，裴承毅在2052年出任共和國國家副元首，並且專門負責共和國的安全事務，也足以證明，他將在5年後競選國家元首，而且當選的可能性非常大。雖然這個時候杜奇威與裴承毅不再是戰場上的死敵，甚至不是現役軍人，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兩人絕對是死敵，而且是貨真價實的軍人。美國與共和國先後將兩位最有才華、也最有戰爭經驗的軍人推上前臺，足以證明美國與共和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對和平失去信心，正在尋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將積聚起來的戰爭力量爆出來。

受此影響，雙方提前進行經濟調整，自然不足為怪。

更重要的是，這麼做帶來了很多好處。

經濟上，早在2056年初，美國的總體經濟情況就出現了好轉。雖然這一好轉現象被很多人認為是“迴光返照”，而且不可持續，因為導致經濟好轉的直接原因不是社會消費力量提升，而是軍工企業得到扶持之後，對礦產、材料、裝置等等行業產生的拉動效果，使得社會總消費提高，從而使經濟出現好轉。換句話說，這相當於最後一支嗎啡，在此之後，美國已經別無退路。到2057年初，即裴承毅正式參選，且當選大局已定的時候，共和國的經濟情況也開始好轉，出現了與美國類似的情況，即在軍工產業大調整的帶動下，各行各業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

雖然這是迴光返照，但是對於已經在軍備競賽中煎熬了好幾年的兩個超級大國，特別是兩國的民眾來說，這無疑是最後一次全民動員，或者說是最後一次戰爭鼓動，讓更多的民眾站在了戰爭的一邊。

政治上來看，前期的準備，等於為兩國的新統帥掃除了通往戰爭道路上的障礙。

從根本上講，如果不是美國的軍火企業在2056年之前就進入戰時狀態，得到了聯邦政府提供的鉅額援助，美國當局也不可能在這個時候暗中支援俄羅斯，讓這個不太可靠的盟國在中亞地區挑釁共和國的霸權。站在美國的立場上，隨著軍火企業進行動員之後，下一步就是按照戰時情況調整經濟結構，即以戰時配給的方式，確保讓軍火企業、以及與軍火生產有關的企業全運轉，而其他社會產業則要受到限制。如此一來，以市場為主的美國經濟必然全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