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協的確是管制的有點混亂了。聽說攻陷南充時，他的手下還傳出了*城中銀樓的事情，這事軍政府已經收到風聲了，何進派人過去警告了一番，他才安生下來。不過根源卻還是沒有解決，第十一標之前就是以光化縣的地方勢力江湖會為根基組建的，在之前的大戰中被打殘之後，後來張國荃為了快速的恢復勢力，將谷城等地的不少地方勢力編入了他的十一標之中，又招募了一些當地的壯丁。可以說，第十一標與其說是新軍編制，倒不如說是類似於清軍中的巡防營一樣的存在。當初為了用他來壓制李秀昂的第十二標，軍政府對他多少持有些扶持的態度，現在解決了李秀昂的威脅之後，若是再三警告他還不改正，解決了成都之後，李漢不介意浪費些時間，整頓一下他的第十一標！

“等拿下成都之後，在討論這個話題，等會我會以司令部的名義提醒他注意一下軍隊的紀律問題！”

李漢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耽擱時間，畢竟現在是以拿下成都為第一任務，十一標的問題由來已久，除非他要像對付李秀昂一樣，不然，就只能徐徐為之！

“是！”

何進敬了一禮，侯在一旁不再做聲了！

“怎麼，還沒有蔡慶他們的訊息嗎？”他問道。

李東來給他留在了重慶坐鎮，重慶有些勢力太過不上道了，對於那些敵視的目光，他沒有太多的耐心跟他們磨嘴皮子！所以，他的情報官被留在了重慶，他的任務除了以重慶為大本營，重新建立情報司總部外，還有一個任務，便是開始用些手段清理異聲。政權建立之處，特務類組織的存在有其必要性，趁著四川局勢還未平定下來，在四川影響力巨大，並且隱隱對他表現的十分敵視的四川租股局勢力是必須清理、清理的。

在四川，有一個身份相對隱秘但卻勢力極大的部門，它便是四川租股局！清末本是仁政的四川鐵路工程如何變成擾民苛政？四川招股局至少要承擔六成以上的責任！

川路開辦之初，清廷批准的籌款方式為四種：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謂的“租股”，由政府強行攤派到農戶頭上，隨糧徵收，是四種籌款方式中唯一獲得公權力保障的，因此也最為穩定。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也如同號稱“魚米之鄉”的江南一樣，“能者多勞”，農民負擔遠比一些欠發達地區更重。甲午戰爭和庚子事變兩項賠款，四川就分攤到每年200多萬兩，僅略低於廣東，位居全國第二。此次，為了建設鐵路，租股的負擔又是每年200萬兩，要從農民口裡一粒米一粒米地奪食。正如四川留日學生在《川漢鐵路改進會報告》中所說，四川的千萬百姓並無股東之能力，而是在紳商們所把持的租股局公權高壓下，強迫為之。這份留日學生編撰的報告，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於擾民；租股之弊，莫甚於中飽。”因為各縣租股局被紳商把持，大量租股利息被這部分人中飽私囊。

川路資金大多數來自民間，而且是向全省農民強行攤派徵收的“租股”。這種“租股”通常是由紳商們把持的各縣租股局，在政府公權力的支援下強行攤派到農戶頭上，每年四川農戶的租股負擔大概是200多萬兩。由於川路公司高管的無能和貪墨帶來的爛攤子。

更為嚴重的是，1909年，商辦的川路公司籌集資金近千萬兩，為了所謂的保值增值，管理層大搞“資本運作”，在投資一家官辦企業重慶銅元局鉅虧200萬兩之後，川路公司管理層又斥資350萬兩，存入上海三家錢莊，該筆資金最終捲進了1910年的上海橡膠投機危機。當上海的那些錢莊倒閉時，川路公司的這一部分錢大都打了水漂，最終造成了近八百萬兩之巨的無法追討的爛賬。

各縣的租股局跟川路公司相互勾結、傾軋，藉助著幾年的‘運作’，實際上已經成為即清廷以外的第二衙門，又透過收*員等、四川的基層政權基本被他們架空或控制。‘鐵路國有’的確有清廷的無能與責任，但是究其根本罪責卻來自於各地的租股局勢力，就連大清朝廷也在他們的煽動之下，成為四川七千萬民意所痛恨的物件，為這些租股局的土豪劣紳們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鍋。

一個不能不提到的很諷刺的事實，在後世歷史上被多次歌功頌德，讚揚人民不畏強權、反抗清廷壓迫的‘四川保路運動’，實際上卻是因為清廷的鐵路國有導致四川當地官僚加鄉紳勢力不能繼續透過貪汙、挪用鐵路建設款項，而引發的四川當地勢力對清廷的不滿，甚至後世網際網路上已經能夠查到不少的相關證據，證明當年的保路同志會的成立，有參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