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繃著的神經也難免會出現麻痺甚至麻木的情況。

在反“掃蕩”的過程中，根據地軍民似乎已經掌握了一套規律：

鬼子“掃蕩”前，八路軍總是能及時獲得情報，敵人從哪個方向來、兵力有多少，早兩天就清楚了。各級幹部大會小會地通報情況，佈置任務，誰該幹什麼大家都心裡有數。等到聽見日軍的槍炮聲，主力部隊跳出包圍圈，到外線去打擊敵人的後方；地方部隊和民兵則留在當地埋地雷、鑽地道、打“麻雀戰”；而老百姓就帶上四五天的口糧，跑到野地裡躲起來……經過一段時間的堅壁清野、遊擊騷擾，日偽軍的糧草就接濟不上了，後方也被八路軍破壞了，只好一邊殺人放火搶東西，一邊往回撤退。然後八路軍主力又從外線回到根據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莊重建家園，大家一起慶祝反“掃蕩”勝利。

鬼子這麼折騰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時間準備軍需，一兩個月之內沒事，兩三個月以後又再來“掃蕩”——像這樣的多次重複，搞到最後大家都習慣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計劃安排好，負責軍事的幹部和負責生產的幹部像換班一樣輪流忙碌。有時候眼看“到點了”，日軍卻沒來，幹部群眾還挺著急：“這小鬼子怎麼還不來‘掃蕩’？早打早收場，我們好乾活呀！”

在這樣的情形下，騎兵戰士劉春雷當然也預感不到任何危險。雖然聽說華北的日軍換了個新頭頭，也聽說這個新來的傢伙有什麼“新戰法”，可他和戰友們都對此不以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見得多了，什麼“分進合擊”、什麼“捕捉奇襲”、什麼“縱橫掃蕩”……到最後還不是一樣被八路軍趕回去。別說新來個日軍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來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掃蕩”以及隨後在冀中、太行山根據地發生的“五一大掃蕩”，卻使中國人民永遠記住了一個惡魔的名字——岡村寧次，抗戰歷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個殘酷的名詞——鐵壁合圍。

第十章“鐵臂合圍”（2）

1942年4月29日清晨，劉春雷在禁閉室門口站崗。

禁閉室裡關著王佔奎和劉金魁。頭天晚上，這兩個老兵打架惹禍了。王佔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漢關雲長，開口閉口不離關公。而劉金魁卻是個“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說關老爺比不上自己的老鄉戚繼光。事實上，劉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繼光一點關係也沒有，他這純屬是和老王搗亂逗著玩。王佔奎嘴笨，說不過人家就動了手。於是指導員張存有（1949年犧牲）就把他倆都關了禁閉，還派劉春雷睡在禁閉室的門外，防著他們再打架。

天剛亮，兩個活寶睡夠了，繼續拌嘴。劉金魁這回不誇獎戚繼光了，改說關羽肯定打不過他另外一個老鄉岳飛，把王佔奎氣得沒辦法。大劉在門外“聽相聲”，嘿嘿地直樂。

禁閉室設在團部大院裡，劉春雷看見連隊幹部們跑來向團領導請示工作，聽說“沒事，繼續休整”，都鬨笑著散了。四連長韓永正還嚷嚷著“誰不服氣？繼續比賽”。那段時間，連長和指導員分成兩邊比賽馬，誰贏誰輸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來勁的。就在這時候，預警哨響了，一個斥候騎兵吹著小銅哨子疾馳而來，慌慌張張地報告說東北方向發現日軍部隊。

大劉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斥候兵搞錯了：前一次“掃蕩”剛結束，鬼子不可能這麼快就捲土重來。再說了，軍區機關和幾個主力團都在附近，敵人即使要來，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團長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還說：“看清楚了沒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麼活動？”斥候兵急得滿頭大汗：“是鬼子部隊，大部隊！還有坦克！”幾個團領導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頂，拿望遠鏡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鄭家口方向真的出現了日軍坦克和騎兵隊——以往敵人大規模出動前八路軍都能得到準確預警，而這次大“掃蕩”，我方竟然一點情報也沒有。

緊急集合號在兀蘭屯響起來，團部的小電臺也響個不停，可這時候，軍區的訊號已經叫不出來了。戰士們忙著收拾東西準備拔營，各連連長都跑到團部請示行動目標和行進順序，場面顯得有點亂。二連長張起旺看見劉春雷還站在禁閉室門口，趕緊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這麼一會兒的工夫，敵人越來越多了。戰士們用肉眼就能看見鬼子汽車一輛接一輛地由東向西開，起初只是東北方向有敵人，後來西北方也發現情況了。一群群的老鄉趕著牲口、扛著傢什往兀蘭屯這邊跑。那時候，老百姓出門避難有兩樣東西是必帶的：一是牛、驢、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