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算是半脫離火熱的社會生活。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年紅苕大豐收，聽說爛在地裡沒人要。街上的宣傳欄宣傳“紅苕的營養價值最高”，南街口那個館子還擺了二、三十種用紅苕做主料的菜品，油炸紅苕丸子呀，油炸紅苕絲絲呀，給小鎮家庭主婦們做示範。

讀小學三年級的二弟也住校過集體生活了。晚上我跟著媽去看弟娃，走進學校朝楊家堰方向那個大門，卻意外看見好多老師，圍著一個比人還高的黃泥巴爐子在大鍊鋼鐵。站在人字梯上的男老師，把大家傳遞給他的門板塊塊呀板凳腳腳呀鐵鍋呀鐵鎖呀統統往爐子裡丟，火燒得呼呼的。

小學大門外楊家堰一塊地，麥苗兒青油油的，插了一塊木板板，紅字寫的“小麥畝產5千斤試驗田”，過了幾天，變成了“小麥畝產萬斤試驗田”。當然，我這個10來歲的妹崽兒，對五千斤，一萬斤，都沒有什麼具體概念實際印象。

鎮上辦起了公共食堂。各家各戶不煮飯了，鐵鍋也交上去鍊鋼鐵了。媽一天三次，到隔了兩三條街的無逸街食堂去把飯揹回來，媽、婆婆、我、小弟娃吃。我也去背了幾回，背篼裡一個小瓦缽裝飯，上蓋一個木蓋蓋。晴天還好點，遇到下雨天，我頭戴個大寮葉殼殼，背篼裡還要給飯缽蓋個小草帽。人又矮，那寮葉殼殼就挎噠挎噠敲打背篼口口，腳上系的幹穀草腳碼子（稻草搓成粗繩子捆在腳上或布鞋上，下雨天泥濘路上防滑）吧嗒啪嗒在楊家堰泥巴田坎路上一溜一滑。有一天一個撲趴跟頭，背篼歪倒在田坎上，半缽缽稀飯也倒在田坎上，我放聲大哭。

在食堂打飯的擁擠人群中，我小半個腦袋露在櫃檯上方，絲毫引不起那個右臉頰上有疤疤的炊事員■的注意。一般是排在前後左右的大人都打上飯走了，才輪到我。食堂裡先是天天干飯，後來變成水煮麵塊塊，再後來就是清湯寡水的稀飯了。

那疤疤炊事員的飯勺子特別會認人。遇到那些熟識的大人，那些點頭哈腰招呼她的人，那飯勺子就鑽到稀飯底層去撈乾的，而遇到我這樣不起眼的小妹崽，她那飯勺子就在稀飯面上榨清湯湯。我敢怨而不敢言（此處不是我把“怒”錯打成“怨”，是實實在在的“怨”），在心裡賭咒發誓：不公平！不公平！你臉上那個疤疤還要長大！等我二天掌勺勺了……哼！

在城鎮農村都吃公共食堂的年月，我到老家龍王塘鄉頭去過兩次。食堂在楊家老院子裡，一張挨一張的方桌子，幾十上百人在一起吃飯。現在想來，肯定是各家各戶把自家的桌子板凳搬去的。那天吃的是“桂花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好聽的飯名字。不是現在的雞蛋桂花飯，是玉米渣渣和大米煮的乾飯，很香。今天判斷，當時肯定是公共食堂誕生之初，“共產主義已經在中國大地實現”，敞開肚子吃飯不要錢的鼎盛時期。　。。

“現在就開始回憶”帖選一（2）

還有一次，快過年了，媽從悄悄藏下來的一點米中，稱了一斤叫我到鄉頭去換幾斤紅苕。原來一斤米可換5斤紅苕。後來糧食越來越緊張，一斤米只能換4斤了。不過，4斤紅苕總比一斤米的體積大。

下午，提著那四五斤紅苕往家裡趕。聽大人說的，好手難提4兩，硬是沉！左手換右手，右手換左手，越提那紅苕越重；左腳打右腳，右腳打左腳，越走越走不動。又害怕天黑了封渡過不了江，又害怕懸崖上的大石頭滾下來砸倒腦殼。爬坡上坎走走歇歇，氣喘吁吁歇歇走走，終於在擦黑前過了嘉陵江。在東門河壩頭，望到上街那百多步石梯坎，望到坡坡上那些人戶屋頭透出來的燈光，真想大哭一場。

二

1959年秋天，上初中了，特別興奮的是終於有了自己的“專用碗”－－一個小粗瓷碗。啊啊！我是中學生了！終於可以像小時候羨慕得流口水的中學生那樣吃學生食堂了。

學生食堂在南門河壩高家院子。當時學校高、初*6個年級，每個年級4個班，應該是1千多學生吧。教室在山上，食堂在河壩，距離大約千米左右。一日三餐，學生人流就像幾條瀑布從山坡傾瀉而下向食堂匯聚。侯讓之校長對新生第一次入學教育，我現在只記得這一句：“食堂遠一點是好事，飯後百步走，要活九十九。”

吃學生食堂第一餐，看見十來個男生一窩蜂衝向半人高的大飯甑子，很快形成一個厚厚的包圍圈，一些精靈女生也不甘示弱，從男生肩膀空隙處拼命往裡擠。我驚呆了，哪裡是舀飯，簡直像搶飯，衝鋒打仗一樣。我又瘦又小，擠不進去，也不敢去擠，只有遠遠地站著，等他們舀完了再去。他們有的拿鬥碗，有的是大盅盅，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