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最近已經從地理學的角度得到驗證。這種地理角度涉及擴散和集中的力量——處於一個更大的市場擴張關係模式中的農村邊疆和城市。

當美國經濟發展產生出管理跨越不斷增長的地理空間的交易體系時，它同樣造成居留和生活在這些空間的人們之間越來越明顯的區別。因此，第二個需要研究的大類是要識別19世紀發展起來的交易體系，這個體系也連線起不同的經濟角色並分配經濟成果，而這兩個過程構建起一個廣泛的社會現象，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傾向於把它叫做“階級構成”。是否對19世紀的美國社會應用“階級”這個概念在歷史學家中還沒有定論，我不像那些最堅持這種概念解釋力的人一樣，暗示應該去借用這種利用紮根於工作場所中的關係但是又廣為擴充套件的社會體驗進行分類的概念。雖然如此，我將使用“階級”和“階級構成”這兩個術語來幫助描述和解釋美國社會根本性的變化，以及多種新的體驗和新的社會身份，而後者的變化又源於資本家對工作和工作場所關係的重組以及經濟增長造成的貨幣收入的分配變化。

第三個需要研究的大類稱之為“文化”比“社會”更合適，但是任何思考都不能缺少這一點，即美國社會和經濟增長、新生產模式及日益普遍深入的市場是如何組織和重組在一起的。我談及一些價值觀念和規範，它們引導著營利性企業、自我滿足和社會消費形態，以及不易察覺的有組織的慈善行為和提高社會福利的計劃，這些構成了資本主義“孕育”時期的特徵。但是，我也談及另外一些價值觀念和規範，它們為傳統所認可，這構成對所有創新和改進事物的阻力。並不是所有美國人都認同自由和擴充套件的市場、運輸和生產領域的技術進步、銀行和穀物交易、經濟增長帶來的物質利益。一些人（這裡有兩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手工業者面對自己行業引入使用非熟練工人的機器，小農場主面對實力強大的鐵路公司的歧視性運費）強烈地反對這些變化，因為他們把變化看做是對他們自己利益和福利的威脅。其他人，包括很多市場競爭的勝利者，也是滿懷憂慮地接受了這些變化，他們在經濟的程序中感到模稜兩可、受到損害和內心矛盾。這應該可以理解，事實上，程序本身就沒有用相同的速度和前後井然的秩序把所有美國人帶往同樣的目標。在我對發展中美國的地理、社會結構和文化的所有描述中，都暗含著一個關於堅持不懈、關於改變和變遷的話題，它以某種方式影響到了幾乎所有的人，而不僅僅是對那些舊有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追溯。這一程序，不管怎樣，有時是有缺點的，我在對兩個半世紀的歷史時期的討論中強調了這一事實，這一歷史時期經歷了美國曆史上最深重的經濟危機之一。　。。

美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意義（2）

1790—1840年

歷史學家一般認為美國在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農村人口還佔壓倒性的多數——只有5％的人口居住在20多個勉強能夠稱之為城市或者城鎮的社群中；在這些城市中只有5個城市有10　000以上的居民；它們之中最大的城市，費城，也只不過是42　000個美國人居住的地方，僅僅是這個新興國家將近400萬人口的1％。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統計結果，顯示出一個與我們現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在1790年，向現在的美國社會地理佈局的轉變過程才剛開始——很少人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社群和家庭都相對分散，遼闊的荒野將隨著無數的美國家庭年復一年的遷移而逐漸消失。和原來的宗主國同時期的統計數字比較時，鮮為人知的有關農村人口密度的統計數字能幫助我們瞭解情況，英格蘭鄉村人口在18世紀末每平方英里超過100個人時，美國1790年平均農村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9人，在沿海平原和阿巴拉契亞邊疆的東部和南部山麓地帶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15人。兩個國家農村人口密度都是各地不一，但是在美國沒有一個地方，甚至在人口密集的新英格蘭南部，那裡的人口密度也遠達不到英國鄉村地區普通水平的居住密度。英格蘭城市地區的統計數字更顯出美國的空曠：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鎮中，有將近50個城市擁有超過10　000的人口，沿著每條國家公路都有市集城鎮，以及一個有　900　000人口的大都會，那不是這個國家人口的1％而是10％。假如我們同時考慮農村人口密度的驚人差異和英國境內龐大的城鎮規模，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要強調處於大西洋世界西部邊緣的這個帶著偏遠和未開放特徵的新生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上與舊世界有多大的不同。

歷史學家有時反對那種村落稀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