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70年代，政府開支已經接近GNP的40％。

這一令人吃驚的增長表現出很不連續的特徵：它最初是一些相當不連貫的轉變的結果（見表）。每一次轉變都伴隨著關係國家安危的緊急情況——大的戰爭（包括冷戰）和/或嚴重的經濟蕭條。這些緊急情況表現出一種“上升棘輪”效應，也就是說在危機之後，政府開支就會穩定在一個比危機前高的水平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的第一場這種危機，使得政府開支的相對水平迅速增長，這就是戰爭的結果。到20世紀20年代，相對於國民生產總值而言，政府開支幾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兩倍。在大蕭條初期，即使是在新政開始實施前，政府開支也增加到了GNP的20％以上，而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都保持在這一水平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籌資活動推動了政府開支的增長，達到GNP的50％以上，而且在戰後一段時期，政府開支再度增加，與冷戰和朝鮮戰爭的緊張局勢相一致，政府開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增長超過了30％。此後，政府支出一直保持著增長的勢頭，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大致穩定在GNP　40％的水平上。

與公共部門相對規模的擴大相一致的還有其他幾個趨勢。首先，伴隨著這種擴張的是政府行為的集中化。公共部門的開支在1902年大約佔州和地方政府開支的2/3，而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比例尚不足1/3。在第一次世界大戰、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10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邦政府的擴張是最為迅速的，而州政府的擴張則在20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表現得最為明顯。

其次，衛生和福利服務以及國防開支的增加相對更大。在1902年，日常行政部門——比如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等的執行——的支出需要決定著聯邦支出，而且郵政服務的支出佔預算的將近1/4。到1990年，日常行政的成本壓縮到了預算的將近1/3的規模。此外，衛生和福利支出從世紀初的寥寥無幾增加到聯邦預算的將近1/3。與1902年相比，國防開支在1990年的聯邦支出中也達到了將近1/3的比例，但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這項支出超過了聯邦支出的40％（見表）。

最後，國家稅收體系對所得稅的依賴越來越大（見表）。所得稅的作用在1913年到20世紀200年代之間迅速增強，但由於大蕭條縮減了稅基，所得稅在蕭條期間出現下降，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開始劇增，並且一直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儘管後來的稅率比較低。嚴重依賴所得稅這一特徵使得美國的稅收體系與大多數工業國家有所區別。到20世紀80年代末，除了加拿大和日本之外，美國比其他實行生產型公司所得稅的主要工業國更加嚴重地依賴所得稅（見表）。相反，除了日本之外的其他工業國更多地使用的是銷售稅，尤其是全國性增值稅。

公共部門中這種令人驚奇的轉變仍沒有得到全面的解釋。經濟學家在公共開支的增長與某些經濟因素之間發現了一定的聯絡，這些因素包括當公共服務的成本增加時對這些服務的需求缺乏彈性、單位資本收益的增長、人口的增長，以及與城市化、工業化或者更一般地說——與社會組織的複雜性相關聯的負外部效應。但是，粗略地說，這些統計上的聯絡最多隻能對20世紀公共開支的增長作出一半的解釋。而且如果不把經濟因素結合起來的話，不可能解釋政府的集中化、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公共財政結構的變遷。要解釋這種轉變，必須根本性地轉變對公民價值的理解，這種轉變受政治學和政治制度的影響，以及社會危機的外部推動。

公共部門（2）

政治過程

為了解釋20世紀公共部門發展的複雜情況，許多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性模型。最早的一個是“累進論”，它認為20世紀公共部門的歷史主題是社會民主的勝利。在公共財政部門，這種勝利的主要表現是採用了精心設計的累進所得稅——根據“能者多付”（ability　to　pay）原則來徵稅。這一勝利是農民和工廠工人這些下層階級合作的結果。

第二種解釋——公司論者的解釋——把累進論的解釋顛倒過來了。公司論者認為20世紀美國的公司和最富有的人控制了公共部門，以保護投資體系和一般業務，並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力。在稅收政策領域，公司論者強調在20世紀20年代積聚了足夠力量的“霸權稅收邏輯”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從20世紀20年代起，保守勢力就成功地運用政治和經濟策略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