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交易對證券市場所起的重要作用上。但是，由於股市價格恢復了，同時股市不再出現衰退的跡象，減輕了推行大量新的監管措施的壓力。監管方面僅有的重要創新是在一些市場上引進了“斷路器”（circuit　breakers），以阻止價格急劇下降時進行交易活動。強勁的發展勢頭為市場的恢復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隨著市場在20世紀90年代攀升到新的高度，互助基金的數量也翻了數倍，成為最受歡迎的投資工具。

未來的金融體系

20世紀末，美國金融系統正經歷一次新的轉型，其主要的驅動力來自金融市場的全球競爭，而非政府管制政策的引導。這種發展代表著對20世紀早期某種趨勢的迴歸。大蕭條危機爆發前的19世紀，政府對產品競爭和地區競爭設定的障礙已經在減少。市場上出現了更大、更多樣化的金融機構，市場的整合程度和效率都得到了提高。雖然新政一度阻礙了這些發展，但後來又恢復了。政府管制的目的在於保護投資者和儲蓄者免受蕭條危機的傷害，同時保證金融體系的正常執行。

儘管新政制度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但是從長期看，保護金融中介的努力造成了消費者和納稅人的損失，也給新的金融中介的發展和規避監管的市場造成了損害。隨著新的融資渠道的形成，已建立的企業發現競爭是件困難的事情。商業銀行、存貸機構、投資銀行以及券商都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改變，經歷了失敗和兼併浪潮帶來的痛苦。它們的脆弱帶來了新的監管和政府擔保。風險向這些金融機構的資金轉移，有時也轉向納稅人，是20世紀的重大發展之一。

為了逃避監管，首批出現的新的市場工具和機構提高了交易效率，並促進了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以前產業之間清晰的界線已經大大模糊，企業成為多樣化的金融混合物，能夠參與全球市場的競爭。在這種新的形勢下，20世紀初期就面臨的主要政策問題——需要什麼樣的監管才能保證金融部門的安全和穩定執行——仍然是21世紀初期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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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企業的管制（1）

理查德·H·K·維特爾（RICHARD　）

美國政府對企業的管制是一種獨特的思想、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結合。在歐洲、日本、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政府對企業進行控制的一般形式是國有企業和自主的行政監管的結合。相比之下，在美國，半自治的政府機構在有效的程式和密切的司法監督下，對私營企業形成了嚴密的控制。

美國的政府管制一般來說並不是一種受歡迎的公共活動，主要是因為公眾廣泛地對中央政府的權威持懷疑態度。在政治辯論中，管制的支持者想要迫使公眾相信，由於存在市場或管理上的缺陷，某種形式的管制性干預是正當的。這些人包括提出外部性（比如環境汙染）、資訊問題（比如消費品上的標籤）、公共產品（廣播或者銀行體系）、自然壟斷（在這種情況下，在任何產出水平上，如果市場上只有一個企業的話，它的單位成本就比市場上有兩個或者更多企業的時候要低）以及反競爭的行為（導致價格歧視或者共謀）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們。但是，聯邦管制的推動力常常是來自那些要求減輕“過度的”國內和國際競爭、宏觀經濟不穩定性、可感覺到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即將耗盡的資源）或者政治干預（來自州和地方的立法或者大眾運動）的公司管理者們。

有相當多的學者在研究經濟管制問題。經濟學和政治學文獻對特定時期特定的產業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解釋性模型。但這些模型常常不足以解釋作為一種政治—經濟體系存在的管制變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許多行業都受到了這種管制體系的影響。對管制是如何進行的，或者管制的實際操作過程很少有歷史的、動態的解釋。

廣義地說，有三種理論方法可用於解釋管制：公共利益模型、“俘獲”（capture）模型、組織模型。在公共利益模型中，經濟管制是政府對某些市場失靈現象的反應。這種模型把管制的原因和結果看成是為公共利益服務，將其作為首要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種規範的方法。俘獲模型表現出一種更具批評性的觀點：公共利益管制被俘獲過程所破壞，在這個過程中，私人利益對管制產生了影響，或者控制了管制者。　在俘獲模型更為極端的觀點中，管制的起源甚至被歸因於被管制企業的私人利益。在爭奪影響力或選票的政治競爭中所涉及的私人利益，最終被精心地吸收進俘獲理論中，並用來解釋管制問題。

將公共利益理論和俘獲理論結合在一起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