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鄭固藩同志在這方面留意……①在《天津日報》這個平凡的崗位上，他一直默默工作了三、四十年，除了自己寫作，還獎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並有不少人確實從這個地方性的報紙走向全國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流下的辛勤的汗水，他本人的創作作風，對於造成或帶動一支文學新軍，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儘管有沒有形成一個“荷花澱派”，迄今眾說紛紜，沒有定論，但他的追隨者的隊伍，卻一直有增無已。

他自己從來不承認是什麼流派的“首領”；但我們可以過他是一個園丁，他用自己幾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勞動，譜寫了一曲園丁之歌。

“進城以後不久，我就是《天津日報》的一名編委，三十二年來，中間經過六任總編，我可以說是六朝元老……”他說。

“編委”是個什麼職位？算不算官？在一次進行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生了疑問。他被叫去登記，工作人員問他的職務，他如實申報。她寫上後，問：“什麼叫編委？”

他答：

“就是編輯委員會的委員。”

她又問：

“做哪些具體工作？”

他想了想說：

“審稿。”

她填在另一個欄裡，但終於有些不安，拿出一個小冊子對孫犁說：

“我們的工作手冊上，沒有編委這個詞兒。新聞工作人員的職稱裡，只有編輯。”

“那你就填作編輯吧。”孫犁回答。

她高興了，用橡皮擦去了原來的名稱。

其實，孫犁很滿意“編輯”這個名稱。“在我一生從事的三種工作（編輯、教員、寫作）裡，編輯這一生涯，確實持續的也最長，那麼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認吧。”①

喬遷

1949年1月進入天潮以後，在原來《冀中導報》和《群眾日報》的隊伍裡，不少同志都攜有眷屬。很快就到了這一年的春節。不消說，在這個剛解放的大都市裡過的頭一個春節，固然體驗到了勝利的喜悅和興奮，但是，也感到了離家的寂寞。所以，剛過春節，他就想回家看看。

像進城的時候一樣，他又騎上了那輛在鄉間土路上已經顛簸了很久的破車，只是還沒走出南市，就退回來了：一是街上人多，他沒有練就在城市騎車的技術，一時出不了城。二是他弄不清方向——天津街道是斜的，初來的鄉下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何況他過去就有過弄錯方位的教訓呢——總之，為怕走錯路，只得又退回來。

他到長途汽車站買了一張去河間的票，次日清晨上車，天黑才到。河間位於安平東北，是他工作過的熟地方，當晚住在新華書店，並僱定一輛大車。不料次日車伕變卦，不願去了，他只好向西步行到肅寧，住在一個熟識的紙廠裡，第二天坐紙廠去安國的大車繼續西行，半路下車，向南走回老家——路途雖然略有曲折，可是走出天津，到了冀中，便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並藉此重溫一下舊遊之地（雖然離開的時間不長），也是樂事。

這次回家，雖然不似上次延安歸來那樣因多年戰火磨難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戰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這次春節後的團聚，也頗使人眷戀。而且，前面說過，自父親過世，照顧一家老小的責任，便落在他的肩上，無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負擔。

他樂於承受這種負擔。現在，他已三十六歲，無論從做兒子、做丈夫或做父親來說，他都有許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夠為他（她）們做一件事，他都會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說，會有一種“解放”的輕鬆感覺。

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他決定把二女兒小森帶走。動身那天，孩子的舅父用牛車把他們送到安國縣，再乘長途汽車。那時，長途汽車都是破舊的卡車，賣票又沒限制，路上不斷拋錨。小森才八週歲，因為從小沒跟過父親，一路上很規矩，怯生生地坐在車邊，連碰掉一個牙齒，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父女倆住在報社的一間小屋裡。這間小屋還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張桌子，再加上兩個單人床，就沒有什麼空閒地方了。白天孫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悶了就睡覺。有一天真哭了，孫犁很心疼，覺得真是委屈了孩子。孩子頭一回出遠門，母親不在身邊，做父親的，不免懷著歉意，哄好了孩子，隨後帶她去投考天津市實驗小學。這是一所辦得很不錯的可以寄宿的小學，老師問了一些問題，接受了這個從農村來的質樸而聰明的孩子。從此，孩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天地，做父親的也舒了一口氣。

這以後，孫犁的母親和大女兒小蘋，也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