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出了兩招：一是進一步誣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幹部；二是密切注視會上動態，一發現有人面露不服就施加高壓。為此，7月21日，康生給江青寫了一絕密信，開列一串“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和“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幹部名單，其中71％的人是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據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參加會議。在開會時又把所謂“二月逆流”成員分散到各組，防止他們再度聯手起來反對，並在各個小組會上對他們進行輪番圍攻，逐個批判，會議的氣氛很緊張。

在這種高壓之下，會議按著康生們的要求透過了這份充滿著謊言的“審查報告”。

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帶著“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含恨離開了人世。康生們這才徹底放下心來，因為他們再也不用害怕劉少奇會東山再起了

玩陰謀的老手康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著“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士”三頂榮耀的桂冠死去了。但是，瞭解他的人卻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地說：“他總算死了！”

是呵，作為一個陰謀家、野心家，在生前沒有受到應有的審判，反而能以那麼高的職位，那麼耀眼的榮譽死去，對於他本人來說的確是很幸運的。他能做到這點，除了老天爺成全他讓他早死之外，還與他善長宦海沉浮之術有很大的關係。

還是讓他來給我們作證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線的狂熱分子。為了獲得李立三的信賴，他對黨內批評李立三錯誤的人，總是不加分辯地加以駁斥，對著人家拍著胸脯，氣勢洶洶地說：“李立三同志是正確的。誰反對李立三同志第249—250頁）具有反封建的性質，但保留了神學的不徹底，誰就是反黨，李立三同志是我們的好領導，我堅決擁護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線。”這種表現當然使李立三滿心歡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蘇省組織部調至中央組織部任秘書長。

可是，一場突然而來的政治風雨使他嚇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黨的三中全會上，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路線遭到了批評。怎麼辦呢？不能就這樣跟著李立三倒黴了。於是，他很快便冷靜了下來，沉著地轉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態，臉不紅心不跳地大罵李立三，說：“我早就看出李立三這一套，是左傾冒險主義的東西；在領導作風上，他唯我獨尊，夜郎自大，誰的意見也聽不進去。”當面嚴厲斥責李立三說：“你領導這一年多，使中國革命受到了多麼大的損失，讓人多麼痛心，自己沒有那個能力，還坐在指揮台上稱王稱霸。”最後還冷嘲熱諷地說：“沒有那個金剛鑽，就別攬那個瓷器！”

這一反戈一擊，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義支持者的名聲，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審查委員。

爾後，他又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懷抱裡。先是裝作滿臉羞愧的樣子對王明說：“李立三當權的時候，我跟他一道，曾經給過你兩次處分。都怪我水平不高，沒有看出問題；就是看出問題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關係，是一種片面的認識論學說。唯心，也沒有勇氣頂。結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內疚，我誠懇地向你認錯，希望你能原諒。”說完，又略微停了停：“當然，給你的那兩次處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權在握，我不能不服從。歷史證明，你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我錯了。”

王明聽了這一番近乎懺悔的話，也就原諒了他，寬宏大度地說：“不必過慮，區區小事，不足掛齒。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去的事，算不了什麼，今後咱們要好好合作。我這個人有嘴無心，從來不計較舊怨。”以後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說共產國際能把你這樣有膽識而又英明果斷、具有雄才大略的領導選上，這說明共產國際的高瞻遠矚。這樣，中國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過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副團長。

1935年，遵義會議宣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的死刑。康生又想著怎樣擺脫王明瞭。

抗日戰爭爆發，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國外，否則以後在黨內就沒有地位了。於是他到醫院裡會見到蘇聯養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國內的風聲。一見面康生就恭維地說：“稼祥同志，你在長征途中辛苦了，毛澤東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國有這樣的英明領袖，革命勝利就有指望了！”然後又關切地說：“稼祥同志，你不要急著回國，就在這裡把身體徹底養好，你是為革命立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