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著沙土，打得人臉疼，我們就找塊布圍著頭。但不管怎樣，我們下鄉的工作不能耽誤。那時候山裡的野雞很多，當我們從荒山野嶺的草叢矮林旁走過時，經常從腳下竄出來幾隻野雞，叫著從頭上飛過，嚇人一跳。危險倒沒有什麼，就是晚上，聽到遠處傳過來嗚嗚的狼叫，還真讓人害怕。

之後不久，蔡暢大姐調任陝西省慶陽縣委書記。一天，當時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李富春找我談話。說：“蔡暢大姐到慶陽去工作了，她那裡很需要幹部，你到她那裡去工作可以嗎？”我很敬佩蔡暢大姐，當然很高興和大姐一起工作，經組織批准後，就到慶陽縣委任組織部副部長，陳時夫是部長。在慶陽縣，我協助大姐建立黨的組織，發展黨員，選拔幹部，工作順利，心情特別舒暢。我年輕，好說好動好熱鬧，但對工作是非常負責。蔡暢大姐、李富春對我各方面都很關心，我的工作能力也有了較大的提高。

在慶陽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我又調到中央婦女部任巡視員，繼續做婦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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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同志到生產戰線上來》（1）

陝北地處黃土高原，交通閉塞，土地貧瘠，人民生活很苦。農民吃的就是土豆、小米，經常要吃野菜，三頓都能吃飽土豆就算好的了。住的是黑乎乎的窯洞，窯洞裡面的炕冬天還挺好，下面燒柴火很暖和，上面蓋一床薄薄的被子就可以啦，夏天又很涼快。我們剛到陝北時，大多住在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紳的家院和商號中。炕不多，有時就鋪乾草睡在地上。我們是南方人，生活習慣與北方不太一樣。由於經常吃高糧、土豆，把胃都給吃壞了，經常胃疼，也是在這裡，我得了胃病。

在陝北，睡覺、吃飯都是在炕上，炕上鋪一張席子，放一張小桌子。我們去了，也學群眾的習慣，與他們一起在炕上學習、開會，和婦女們拉家常、話年景，並給她們講革命道理，宣傳婦女解放的道理。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我們基本瞭解了陝北婦女的情況。陝北婦女很苦，從小就纏足、穿耳朵，不能隨便出家門，外出時頭上要戴面紗，騎在毛驢上都要把腳藏起來。婚姻更沒有自主權利，“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要挨打受氣。地理條件、自然災害、封建壓迫和保守思想使這個地方顯得要相對落後些，婦女解放的任務也更艱鉅些。

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不是羞恥而是光榮。陝北的女人在勞動方面主要是紡紗。陝北婦女很少出門下地去勞動。她們在家裡挺勤快，但是犁地、耙田這些下地的活兒，她們很少會做，而且也不敢做。當時群眾很迷信，說“婦女犁地、耙地要遭雷打”。我們想，婦女們不能到地裡去，我們的部隊要擴紅，男青年都當兵去了，生產誰來搞啊？還不把地都給荒了，吃什麼呢？這可不行。

1936年2月，我在中央蘇維埃政府主辦的《紅色中華》報上還發表了一篇叫《婦女同志到生產戰線上來》的文章，鼓勵婦女參加生產，“我們要響亮地提出婦女參加生產，這是最光榮的事業，堅決地反對過去認為婦女種地是羞恥是汙辱的不正確觀點。”要求黨團員帶頭學會耕種，在各鄉春耕委員會下成立婦女生產小組，學會各種農活。考慮到陝北婦女小腳佔多數，還進行了適當分工，小腳婦女做飯、送飯、帶孩子，大腳婦女學習犁耙、撒種，還組織競賽，表揚成績突出的，大大提高了她們的熱情。

為了鼓勵婦女參加田間勞動，我和婦女部其他同志還現身說法，先向一些有經驗的老農學習當地的耕種本領。他們開始覺得不願意不合適，後來我們懇求他們教我們，可能是真心誠意打動了他們吧，他們就仔細地給我們講解、示範，我們練熟之後就召來婦女們看示範。我們也是女同志呀，但是犁地沒有遭雷劈。她們信了，膽子也跟著大起來，和我們一起到地裡幹。婦女能參加勞動生產，這讓我們更加高興，前線在打仗，後方的婦女既能織衣納鞋，又能生產糧食，這不是能作更大的貢獻嗎？到1936年夏秋時節，陝北根據地已有2萬多婦女參加了生產學習小組。

反對婦女裹小腳，宣傳放腳，是我們婦女工作的重點之一。我們大力宣傳，用事實說明，婦女裹小腳害處太多了。小腳婦女不能走路，走起來一翹一翹的，太慢；小腳婦女什麼活都幹不了，頂多做做飯，做點針線活，養養雞，不能當生產的主力；小腳婦女身體差，多病，生活困難；小腳婦女因為了這些不好，只能依賴男人，不能獨立，不能男女平等。女孩三四歲就要裹腳，女人受的罪幾乎從小就開始。我們用事實宣傳說，腳放開後，就可以勞動了，男女平等了，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