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拿破崙不相信提爾西特和約，漢尼拔不相信羅馬一樣，中國人從來不相信俄國。

正如前言，在過去一百年中，侵略中國最積極的東西方強國中，以日本蘇俄居首，後者甚至超過前者。在中央帝國的執政者和人民來看，他們不擔心來自海洋的威脅，他們對來自北方的威脅更加警惕。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這個古老的國家幾千年歷史中，進行農耕的漢民族與從事放牧的草原民族，進行了長達兩千年的戰爭，無數次，騎著馬的遊牧民族，揮舞著戰刀從北方高原南下，馬蹄踏過田地村莊。

為了抵抗來自北方的威脅，歷代統治者都在加固北方邊防，長城就是這項政策的傑作，這道延綿萬里的城牆，沉默的記錄下，幾千年來的征戰。

漢民族依靠這座花費無數能力資金，建立在崇山峻嶺上的關牆，阻擊來自北方的威脅，那些衣衫襤褸，跨著矮小的蒙古馬，揮舞著馬刀的遊牧民族，從幾千年前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

來自北方的威脅始終縈繞在中央帝國每個時代的統治者頭上，數千年來的史書中記載著無數次，發生在我腳下土地上的戰鬥，那些血流成河的戰鬥。

這些歷史為這個帝國的史書所記載，但普通百姓卻不知道，他們知道的是口口相傳的岳飛嶽武穆，幾百年前一位著名的將領，被民間稱為戰神；記得的是衛青、霍去病，近千年前的漢代將領，擊敗了強大的匈奴。

這些口口相傳的歷史，看上去那麼簡單，甚至有些神話成分，但就是這些簡單的，在某種程度上有些荒誕的傳說，將一些最基本的理念紮根在這個民族的思想中。

我租住的村莊是個傳統的小院，房東太太有五十多歲了，她不知道離婚是什麼，在她簡單的思考中，離婚，要麼是男人背心，要麼女人**水性楊花，是絕對錯誤的，她好心的要給我介紹物件，卻被房東大爺制止。

儘管這幾周我們相處融洽，我甚至以為我們成了一家人，但這一刻我知道，我還是個白面板，灰眼睛，黃頭髮的西方人。在上海、北平、廣州這些城市，與西方人通婚已經是非常普通的事，可在廣闊的農村，這卻是大逆不道的事，幾乎與叛國等同。

我在中國很長時間了，也曾經到過西北，調查過那裡發生的饑荒，但我從來沒在農村的農民家裡住上這麼久，這幾周的經歷讓我對中國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這是個有些奇怪的國家，一方面在城市裡，西方文明已經深入人心，人們嚮往西方的科學文化和社會制度，另一方面，這個國家廣闊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卻依舊十分落後，他們保留著數千年來的生活習慣和認識。

現代文明和傳統愚昧同時存在，距離這個村子不足百公里的唐山，已經是一座接近現代的城市，可就在這裡，這個村子，女人依舊不能離婚，男人可以隨時休妻，女孩子很少進學校，寡婦再嫁是不貞的表現。

莊繼華將軍在整個中國推動社會改革，可這種改革僅僅只能給農村貧窮農民帶來經濟上的好處，卻無法改變農民的認識，這種認識只能透過長期教育來實現，這個時間大慨需要一代人。

‘中國的問題首要是解決農民問題。’我在延安採訪GCD領袖MZD時，MZD說出了這樣的話，在重慶，蔣介石將軍和鄧演達將軍說過類似的話，這些可以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人，都認識到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但他們選擇解決問題的方法卻截然不同。

延安認為，可以用更激烈的手段，打破農村現有的社會結構，從經濟上引導農民實現自己的要求，進而將這種要求轉變為政治訴求。

而重慶的國民政府則希望保持社會的穩定，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推進社會轉變。這種方式源自孫中山對中國走向現代的劃分，孫中山在領導同盟會推翻清政府後，提出走向現代社會的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併為這三個階段規定了具體任務。蔣介石將軍在十多年前實現了中國統一後，宣佈實行訓政。

我無法評論這兩種方式的優劣，但很顯然的是，兩黨都在大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並且在推行過程中，產生極大的衝突，這種衝突甚至可能會危及戰後這個國家的和平，但遺憾的是，兩黨都沒有讓步的跡象，都在加強自己的力量，為戰後作準備。

在西方，習慣透過談判解決問題，但在東方卻不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傳統是——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這句話來自中國的歷史，幾百年前，佔據中原的皇帝，對是否要對順從的南方割據勢力發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