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了一陣，女人發洩完了心中的不滿，用一句明知道沒有太大作用的威脅，“…下次再讓我看到‘髒地板’，我就把你們的手指全都掰斷。”結束了怒斥。

之後她喘了幾口氣，朝悄悄走到身邊，臉色堆著崇拜、討好笑容的一個十八九歲金髮少女問道：“橘子，外面有輛福特三廂小車你們看到了嗎？”

“知道大姐，那是波士頓‘狼穴’幾個組織成員開來的。”少女點頭說道，她話音剛落，達文上前幾步自我介紹道：“您就是紐約‘蟲巢’的王蜂女士吧，我是波士頓‘狼穴’的青狼…”

女人這才發現酒吧裡原來增加了幾名不速之客，不經意的轉身看看，卻一下僵住，耳邊覺得有人講話，卻根本就聽不清內容，呆立片刻，她和張黎生對視著喃喃問道：“黎生，你，你怎麼會在這…”

“我回地球，在郊外搭順風車碰到了幾個好心人，結果進了紐約城發現情況不對，一時間沒地方去，就接受那些好心人的邀請，來到了這座‘瘋人院’。”青年聳聳肩說。

“瘋人院，”女人漸漸恢復了冷靜，嬌媚一笑說：“比起你的冷酷來，這裡應該是‘幼稚園’才對吧。”

“謝莉，冷酷和瘋狂完全是兩個概念，我碾碎的通常都是那些擋住我的道路，又能被我粉碎的障礙，而這裡的瘋子卻是看見路旁的石頭自己主動迎上去踢飛。

你現在是他們中的一員了嗎，看起來還是個頭目，噢，看來這一年你的改變可真大，我記得你以前看到鮮血都會不由自主的閉上眼睛。”張黎生笑了笑說。

“很詫異是嗎？”謝莉婭臉上露出五味雜陳的表情問道。

“詫異，”青年擺擺手，“當然不，我曾經在‘斯坦福’讀到過一篇很有趣的實驗報告，明白一個善良人和暴徒之間的距離有多麼的接近。

你當初選擇呆在那個不擇手段在‘國會山’煽動幾十萬人，進行反亞特蘭蒂斯人示威的霍華德。梅森身邊，我就知道也許你會變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聽張黎生以不擇手段這個形容詞提起‘領袖‘的名字，酒吧裡幾十個年輕男女大部分都目露兇光，只是謝莉婭似乎在他們心中亦有很高的地位，見女孩似乎並未動怒，他們也只能硬生生吞下了怒氣。

“黎生，我可不是暴徒，而是一名捍衛地球主權的鬥士，你不是也很討厭那些外星人嗎。”謝莉婭解釋了一句，隨後饒有興趣的說道：“不過你說的那個實驗報告感覺的確很有趣，能給我講講具體是怎麼回事嗎？”

“當然可以，”張黎生聳聳肩滔滔不絕的說道：“幾年前‘斯坦福’社會學教授哈斯頓在研究戰亂時期社會變革時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些特定的環境似乎會讓非常善良的人在極短時間內蛻變成暴徒和兇手，毫無愧疚之心的屠殺自己的同類，甚至是以前的朋友。

比如上世紀中葉，第二次全球大戰時，德意志共和國非常多年紀已經在三、四十歲以上，早就形成穩固世界觀的醫生、牧師在戰前救死扶傷、心地良善，是公認的道德高尚之人。

可就在戰爭爆發後的短短二、三個月之內，同樣是這些人，卻在集中營裡心安理得的放毒氣毒死成百上千的所謂‘劣等民族’，並把他們的屍體造成肥皂、毛刷。

人類的善良消失的如此之快令哈斯頓教授感到不可思議，於是他做了一個實驗，想要看看人性到底有多醜陋。

他募集了包括自己學生在內的一百名大學生作為實驗者，在一棟封閉的大樓裡將其分成兩組，一組扮演絲毫沒有人權的囚犯，一組扮演可以為所欲為的獄卒。

結果到了第三天，一件很詭異的事情便發生了，扮演囚犯的學生明明知道一切都是假的，態度卻還是越來越卑微，而扮演獄卒的學生則完全相反，一個個不自覺的趾高氣揚起來。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兩極分化的態度越來越明顯，十天之後，便有扮演獄卒的學生開始對扮演囚犯的學生進行體罰，古怪的是，這時無論是扮演囚犯的學生還是扮演典獄長的哈斯頓教授竟都認為這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情況越來越失控，但所有的扮演者都不自知。

直到三週後，教授的妻子來實驗樓探望他，在辦公室的監視器裡驚訝的發現，一個自己已經認識了幾年時間，印象裡一向都靦腆、內向的羞澀男孩身穿獄卒的制服，操著一口德州俚語，手拿警棍罵罵咧咧的訓斥、毆打‘囚犯’，事情才有了轉機。

這位沒有深陷‘棋局’中的女士大吃一驚，警告自己的丈夫必須馬上終止那已經不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