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的東西，對於新鮮的，她所不知道的東西，她都覺得是危險的，她已經不願意再去做嘗試，那些能夠讓生活更輕鬆也更愉快的嘗試，她全部不願意去做。

我現在想起來，從我很小的時候起，媽媽就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任何有關這個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覆地提醒著我，這個世界是多麼地危險、可怕。馬路上任何搭訕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沒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而活著的，只有家裡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會傷害我的。我很奇怪為什麼她這樣的教育，卻能夠養育出我這樣的孩子，大概是因為那些恐懼是她的恐懼，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輕的時候，她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她從來也不跟我說起這一部分，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從來都沒有告訴過我*是怎麼樣的，因為她覺得這不能說，她覺得對政治感興趣是件很麻煩的事情。畢業後我去報社工作，她最擔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與政治有關的條線，不要觸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內心深處，始終有塊陰影，這個世界一定從某種程度上傷害過她，讓她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畏首畏尾，像只蝸牛一樣躲在自己所謂的安全堡壘裡。

但是我，我從未受到過任何傷害，這個世界一直善待於我，周圍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懼，因為那是她自己的恐懼，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夠把她的恐懼也遺傳給我，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這些。

有誰不想與自己的媽媽親密地在一起呢，可是陰影讓兩個人的距離變得好遠。我希望的是，她放下她手裡的酒精棉花，與我一起到海邊去吃一次海鮮排檔，在那些髒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風，喝喝啤酒，我想告訴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樂，有很多很多的微笑，還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訴她這些，我不知道該怎麼去驅散，她心裡的那塊陰影。

一箇中學生的材料歸檔

文/熊小默

我確實在我的叔伯輩中，發現了一些願意將他們經歷的*浪漫化的人。在他們眼中那十年貧窮卻信仰堅定，艱苦卻刻骨銘心，甚至在看過《陽光燦爛的日子》之後，不禁引為銀幕自傳。而最容易被這一撥人說爛的四個字，便是“青春無悔”，真讓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見此類諸君在各類電視節目中憶往昔崢嶸，都有種拉他們去鑑定是否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衝動。

作為一個鄉紳和舊政府職員的兒子，我爸一直沒機會戴上紅領巾。這是個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這樣嗎？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時刻擔心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擔心自己顯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輕人們有同樣的偶像，聽同樣的歌看同樣的綜藝節目；被同樣的話語鼓動，好惡著同樣的事情，乃至同樣地盲目同樣地虔誠。我們好歹都還是同一批次的思想產品，以胸前飄揚的紅領巾為記，除了我爸。

他坐在課堂裡，猜測他為什麼不能擁有一條光榮的紅領巾，這用烈士鮮血染成的聖物。我爸肯定幻想過能有幸擁有這塊布的部分邊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裡。其實在我念小學的時候，我遇到的入隊宣傳也是同樣的說辭，可見這幾十年來都沒有換過宣傳文案。以致於我產生了和我爸當年一樣的，對該產品如此複雜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學生時代的各色興趣小組一樣，我爸的學長們自發組織成各色紅衛兵組織，四處抄家。從淮海路舊宅的視窗，爸爸可以看見這些制服少年衝入他的某個同學家，四處搜查，並找到了兩把寶劍——雕龍畫鳳，Made　in　China的那種。“這是不是日本指揮刀？”紅小將憤怒地質問，黑五類百口莫辯。“你是不是漢奸翻譯官？你說！”反革命啞口無言。在很多年之後的同學聚會上，我爸爸講起這段窗臺偷窺往事仍然回味無窮。

雖然沒資格成為任何革命少年組織的成員，但是他至少也沒留下汙點。沒有抄過別人家、沒有砸過聖人碑、沒有打過校長、沒有揭發過別人的牢騷，如果我爸真有什麼少年時代是值得紀念的，他才更有資格說“青春無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國宴，轉身又來到上海參觀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兩報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關新聞，而班主任在課堂上對我爸爸和他的同學們唸的則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傳”的內部學習檔案，分析時政要聞的深層含義，大意則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頭子，美帝總統尼克松眼見歷史潮流勢不可擋，只好夾著尾巴灰溜溜地跑來我國求饒云云。這時候，我爸當堂舉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