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鹹認“認真實行”，即能“撲滅奸商汙吏，肅清腐惡勢力，貫徹新經濟政策。”＇9＇

經國的信心，來自他的潛意識，列寧十月革命以後的困難，不就被布林什維克的同志們消滅了嗎？他很自負地說：“假使將這個政策看做是一種社會革命運動的話，同時又用革命的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10＇

然而，民間輿論，卻向他大潑冷水。

上海出版的《經濟週報》，帶著嚴重的失望，在社淪中寫著：

“不知是故意還是無知，政府的經濟措施，卻始終認為：無中可以生有，對人民始終沒有放棄玩弄那一套無中生有的把戲。”＇11＇

香港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斷言：“這是臨時的鎮靜劑，可以緩和經濟的貧血症，卻不會有長久的功效。”接著說：“中國的一般情勢是絕望的，蔣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隱匿其嚴重性。”＇12＇

美國出版的《華盛頓郵報》更有直率的評論：

“由於內戰關係，軍隊的人數日增，任何方式的幣制改革，在此時提出，都將註定失敗的命運。而且，除了內戰以外，其它足以使這個改革能成功的條件，亦不具備。這些條件是：強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預算，健全的賦稅制度，現在我們所能寄於希望的，莫過於此新出的金圓券，勉可通行一時。

負責擬訂這個改革方案的是發明四角號碼的王雲五財長。據王樂觀估計，幣改後，政府的總支出，約為三十六億金圓券，稅收在按戰前標準調整以後，可得二十五億，赤字僅及十億。彌補的辦法，可以靠出售國營事業（棉紡廠公債），美援物資，以及增加僑匯。”＇13＇

經濟學家，則大不以為然，“稅率按戰前標準調整後，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真正徵得到手的（兩個月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但支出卻不能等待，假使在調整稅收所需期間，物價繼續增加，開支的數目也必與物價等比增加，一切豈不都成泡影？”＇14＇

國營事業，經過官營的結果，早是燙手的蕃薯，民間收買的興趣，微乎又微。而出賣公債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員，有心無力，大商賈對飄搖毋定的局勢，缺乏信心，有力無心。

僑匯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無外力可使；而且，統計數字顯示的結果，一丸四八年較一九四七年，更為減少。

基於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後在節流開源方面著手，具體的措施是增加出口，減少浪費，撙節外匯。這個說法，其實是信口開河。戰爭一天不停，戰爭的機器，就無法停止，這些燃料滋補從哪裡來？當然，要靠外匯，而撙節又從何說起？

王雲五最大的如意算盤，希望美國拿出五億美金作後援。王特別專程赴華府，但是杜魯門政府給他吃了閉門羹。

經國帶著他“新贛南政冶”的資本，調來了“戡建大隊”，向漁管處借調一部的舊幹部，在上海中央銀行內，設定辦公室，就殺氣騰騰地，打起老虎來了。

照政府公佈的物價管制辦法，規定所有貨品，必須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價上，即官方稱謂的“八一九防線”。管制的目的，打擊投機市場，“革上海人的命”。

在經國的統一指揮下，二十三、二十七兩天，上海市六個軍警單位（金管局、警局、警備部稽查處、憲兵、江灣以及京滬、滬杭兩路警察局）全部出動到全市市場、庫房、水陸空交通場所，進行搜查。命令“凡違背法令及觸犯財經緊急措施條文者，商店吊銷執照，負責人送刑庭法辦，貨物沒收。”

七十天的經改，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從“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階段；十月三日搶購開始，到該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透過議案，放棄限價，是第二階段。

最不願意和太子合作的，當然是上海的財閥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們的利益，就會受到侵害，其次是國民黨內部的官僚集團。

經國上任不到三個禮拜，派系鬥爭的裂痕，已由裡層而表面。南京訊息，宣鐵吾將調衢州綏靖副主任，遺缺由經國繼任，宣表示“今後經國兼任司令，經管工作當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強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氣。

跟著吳國楨市長，也跑到南京，向蔣遞辭呈；社會局長吳開先，公開和太子冷戰；上海的官僚勢力，組成聯合陣線，和蔣對抗；內爭一升級，外侮自然會加劇。＇15＇

第一個向經濟緊急處的命令挑戰的，是轟動一時的陶啟明案。陶任職財政部秘書，利用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