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校慶，和為蔡斯返國舉行的聯合歡宴席上（俞大維主持）再看不到將軍的身影，孫實際上，受到看管偵訊之中。

外電率先報導孫被捕訊息，當局卻悶聲不響。到八月三日，也就是說封鎖了兩個月，始公佈孫辭職的訊息。

辭職書雖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孫說：

“……近者陸軍部隊發生不肖事件，奉副總統諭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黃、傅兩局長奉命交閱江雲錦等供詞資料，職涉有重大之罪嫌，鈞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見格外愛護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隨鈞座，今已兩鬢均斑，無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應有以上報，乃今日竟發生此種不肖事件，撫衷自省，實深咎愧！擬請賜予免職，聽候查處，倘蒙高厚，始終保全，俾閉門思過，痛悔自新，則不勝感激待命之至！”＇23＇

那末，究竟是什麼事，是陸軍部隊發生的“不肖事件”，使孫“撫衷自省，實深咎愧”呢？當局諱莫如深，貫徹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則，或持“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無奈心理，以致謠言四起，眾說紛紜，甚至距今二十八年，迄無是耶非耶的公斷。

親臺灣的《新聞天地》，在《孫立人將軍被黜》一文中，即對案情公佈的方式，坦言指責，認為“步驟倉卒”，“事前未有整個計劃”，“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24）

八月二十日，蔣先生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委員包括陳誠、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並指定陳誠為主任委員，案情有密鑼緊鼓的趨勢，調委會成員，除陳誠、何應欽（在日，根本未參與）是軍人，其餘七位，和孫都談不上任何恩怨糾葛，如吳忠信、許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雲五、俞大維兩位，非國民黨員，理論上，“不致受到黨組織的影響”，王寵惠，司法權威，“一定會堅持公正立場”，＇25＇可以看得出，蔣先生立意要製造出一個客觀、公正的形象。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信譽欠佳，持獨立言論立場的海外刊物，對當局處理孫案的公平性，頗“憂心如焚”，

試舉《祖國》的社論為例，該文說：

“這一事件，實為蔣經國氏與孫立人氏衝突鬥爭的結果……就政府處理龔德柏與馬乘風案件經過看來，也使我們憂慮政府當局，是否能做適當的處理。”

社論特別提到吳國禎和任顯群涉嫌匪諜案，“儘管輿論沸騰，人心激憤，”其中幾項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審不判”之中。“這次如果對孫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辦法拖成‘無聲無臭’，或不顧輿論而專行到底，那不但對內要失盡人心，同時將再次降低國際聲望，而使反共復國的大業更加重的蒙上一層愁雲慘霧。”＇26＇

因此，《祖國》建議，善處此案的三原則，要求政府“認識事態的嚴重，幡然醒悟，改變作風”，“洗雪前衍，以正視聽。”

“（1）解除對孫立人的軟禁狀態，使他獲有足以向典論界公開的自由的發表意見的機會。否則使人只能聽到當權者一面之詞，無從判斷事實真相。從法律觀點和既有的資料來看，郭廷亮是否共謀，尚無充分證據，縱然是共謀，絕不能因為他是孫立人的部屬，竟把孫立人也當‘準共諜’來看待，尤其在未能證明孫立人與郭案有犯罪關連之前，不能先以對待罪犯的方式軟禁起來（設非軟禁，則何以不予孫立人以公開發言的機會？）。

（2）對郭廷亮等的審判，應該公開，如果礙於實際困難不能公開，也應組織由公正人士所組成的陪審團來參加審判。絕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後，是否經過合法審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謀罪名將之夕上決。

（3）公開事買真相，是政府公正處理此事而能取信於國內外的首要原則。政府應即出面向輿論界，詳細說明此案發生的原委，發表逮捕三百名軍官的事實真相，並應說明到目前為止，獲有哪些具體證據。單就傳聞的資料來說，除了三月（六月之誤）間那次軍事演習時，配發實彈陰謀叛亂一事以外，反對政工制度及硬性規定師長級軍官兩年辭職兩事，顯然並不能證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諜。”＇27＇

不可否認，海外的輿論，的確使臺灣對孫案的處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九人委員會，歷時五十天，完成調查報告。孫將軍接受偵訊時，地點在草山第一賓館，“方式頗似座談”。孫“坦白誠懇，在座諸人，有感極泣下者。”＇28＇

調查報告，長達一萬六千餘言，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公佈。但其結果，和一九三七年的張學良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