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銀行的放款，其實由宋錢度的記憶來說，似乎前宋王安石也曾經有過這樣的設想，所謂的青苗錢法就是其中一種。農民是四民中最苦的一民，冬春之時到青苗初長之時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新谷未至，舊糧耗盡，而彼時生活生產，均需用錢，很多人在這個時候就典當東西，典當行便是因此而生，而各大商家和在其後的官紳彼此聯手，高抬利息，壓低典當的價值，藉此機會，重重的盤剝農民一回，在這些攢不下錢的窮苦人身上，每年都狠狠的宰割一回。

大明這時，和宋時也差不多，青黃不接的時候被宰一刀是很正常的事，而收夏稅和夏糧時，又藉著壓低糧價再宰一刀，等冬天時再抬高糧價，叫農民高價買回他們被迫低價賣掉的糧食，又這麼再割一刀。

收稅胥吏的小花樣手段是一刀，各種徭役攤派再一刀，田主重重的田租再一刀，老天爺再湊趣來一點水災旱災什麼的，那就只能破產了事了。

所以自耕農抵禦風險的能力最低，因為平時很難攢下錢來，就算遇著清官，徭役輕攤派少，沒有被敲骨吸髓般的盤剝，但青黃不接時的典當，高高低低的糧價，仍然足以使得這些小民百姓生活困難，除了江南等農業和商業均發達的地區之外，大半地方，也就是在溫飽線上上下下的掙扎罷了。

這還是明季，到了清季，百姓的生活在所謂的康乾盛世時還不如萬曆年間，更遑論清季其餘的年頭了。

惟功的銀行放貸業務，便是著力解決這一問題，利息低，當然也要做抵押，惟功沒有在大明做慈善家的打算，抵押過後，核算資財，放出銀錢，然後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再贖回，當然，其間的費用，利息，就是銀行的收益了。

這其實是很簡單的業務，但在大明此時，從北到南到處都有放印子錢的官紳世家，比如今年去世的王世貞，其人是著名的文壇領袖，部堂高官，他的家族就是最有名的放高利貸的大家族了，放高利貸的，多半是勳貴和太監，還有文官家族，一般的商人碰這個就是死路一條，沒有過硬的關係玩這個東西，絕對便是自尋死路，明季的話本之中，頗多對放利錢的諷刺小說和記錄，可惜的是，越是譏諷的多，越說明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現象，現在遼陽的銀行業一旦涉足其中，可想而知，會遇到多大的阻力，引發多麼嚴重的風波。

第768章　收支

唐瑞年此時道：“這異地存兌業務，我感覺有一點象唐時的飛票，未知對否？”

“嗯，老唐說的對。”惟功親自答道：“可見不管什麼新奇花樣，其實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

這話說的諧趣，眾人都笑將起來。

唐時天下的中心在長安，不論是淮揚特產還是蜀中的蜀錦，大宗貨物，肯定會集長安，不論是去買或是賣，攜帶大量的現錢都是很困難的事，特別是唐時還沒有把金銀當成流通貨幣，唐初的貨幣單位是銅錢和絹，中唐之後出現銀錢交易，不過只是小宗，更多的還是以銅錢為主。一直到宋，也是以銅幣為最重要的計量單位，大宗的貨品交易，都是以“貫”來計算。

一貫錢平均是千錢，價值也就一兩左右的白銀，銅錢作為貨幣單位對農民是好事，交稅容易，流通方便，手中可以一直持有，不象白銀，在持有使用的過程中不停的夾剪損耗，銀本位有利於商人和大士紳，也方便了朝廷，畢竟明季的銅礦採量連宋時的零頭亦不如，朝廷省事省錢，也省得管制大量的礦工，以明季的管理水平，怕是要真如宋人那樣採礦，礦工造反，怕是真的會此起彼伏了。

唐人以銅錢為主要的交易貨幣，帶來的問題就是運輸不易。明季千兩白銀購買力就足夠做一筆大買賣，攜帶上京，不過百來斤重，一輛獨輪車就推的如飛而走，一頭毛驢也儘夠了。唐人卻得千貫以上銅錢，不說重量，光是體積算算就嚇死人了，如一座小錢山一般，光驢馬就得好多頭才運的動，費用自然也就高漲上去了。

所謂窮則思變，唐時的飛票制度，便是應運而生。

各地大商人和藩鎮將貨物運至京城後發賣，然後將銅錢放在各道於京師的進奏院之中，不僅是進奏院，還有各軍使及大商號的分號等，取半聯飛錢票，回到各道之後，憑半聯票與各道的分院分號驗票，然後憑票取錢。

這樣，省得攜帶大量銅錢奔波於途，不僅省了耗費，更要緊的便是安全了。

以中唐之後四處攻伐，山賊馬匪到處都是的治安情形，如果攜帶大量銅錢到處奔走，就象是嬰兒於鬧市持黃金而行，想叫人不惦記也難。

而大明立國後先以實物貿易為主，後來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