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的研究，並同樣明顯地表現出了唯心與唯物的對立。比如孔子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他認為老子那樣的聖賢，都是‘生而知之’的，不需要去學習天下的事物，便可以洞悉一切；但同時他認為自己沒那麼厲害，還需要學而知之，所以還要對外界事物多聞多思，以免‘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以說，他是最矛盾的唯心派。

孟子更進一步，認為人應該‘反求諸己’，即探求自己的內心世界，以擴充原本固有的良知、良能，從而達到‘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聖賢程度，是最虔誠的唯心。

而被孔子推崇的老子，主張絕學棄智，用‘靜觀、玄覽’的方法，去體驗無形無名的道，以達到與天道同玄的境界，便可‘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了，是最神秘的唯心。

至於那位分不清自己是蝴蝶還是莊周的莊周。直接陷入了懷疑論、不可知論，完全否定客觀性，可謂是最徹底的唯心……

與孔孟老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墨子，他認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才是人‘所以知’的基礎和依據，既重視五官的感覺經驗，又重視‘心’的辨察思維，把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初步聯絡起來了。

更進一步的是荀子，他批判繼承和發展了先秦諸子的認識論思想，建立了偉大的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體系。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徹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說法，把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與人類社會的治亂興衰明確分開。

而且在‘天人相分’的基礎上，他又大膽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思想，認為與其把天道看得非常偉大而仰慕它，倒不如將其當作一種物來畜養它，控制它！與其順從自然而頌揚自然，為何不掌握和控制自然的變化規律來利用它？如其仰望天時坐等它的恩賜，怎不因時制宜，使天時為自己服務，強大自身，戰勝自然呢？

在徹底否定天命的基礎上，他又否定了虛無的命運學說，他說‘人生的好壞，不是由先天註定的。而是由人們後天選擇什麼道路決定的。與其相信命運註定，不如選擇正確的思想方法。’

並且對‘思想方法’，即是認識的方法，荀況一樣有卓絕的認識。首先，他說：‘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明確提出了‘人是具有認識事物的能力的；事物是可以被認識的’，這一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前提。

然後，他說人們認識上的通病，是被事物的一個片面所侷限，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人只有全面認識事物，才能使認識符合正道。強調了認識事物的規律，要有正確的方法和途徑——他強調應該由對事物全面的感性認識開始，然後理性思維才能對各種感覺進行驗證和抽象；如果感性認識都是錯誤和片面的，又怎能認識到正確的規律呢？所以人的知識才能不是天生，而是後天學習積累的結果，這也駁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驗論，是認識論的唯物主義。

正因為有如此認識論，他才能從‘人對物質生活的基本要求’，作為對社會研究的起點，反對孔孟空談仁義道德，而忽視人的根本需求，這唯物主義在社會生活方面的體現。

為什麼在兩千年前。東西方的哲學如此不謀而合，就連分歧都那麼相像呢？因為事物的本質規律，不會因為在東方或者西方，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在文明到了一定程度，人類的思想必然會一路虔誠的追隨天意，得到心靈的滿足；另一路則關注自身，以強者的心態面對一切。

這兩者本就是陰與陽、天與地，其實分不出高下。作為沈默來講，二十年前，他堅定不移的唯物，再到十年前。他確信無疑的唯心。但現在他不再非此即彼了，他認為在對待社會與自然的方方面面時，有時候要唯物，有時候要唯心……敬畏天道，但不能盲目恐懼，自強不息，但不能不計後果，這是他自己的認識論……

在這種認識論的指導下，沈默對過往的歷史進行了反覆的推敲與抽象。追根溯源，他發現從西漢以來，華夏文明的進步便放緩下來，尤其是科學的發展，呈一種千年停滯的狀態，這必然是那個時候出了大問題——便清晰的指向了董仲舒和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個學術上排他，政治上的禁錮，更是哲學上的謀殺——它以孔孟的名義，謀殺了墨荀。自此中國人的主流，便是徹底的唯心，間或有一二唯物的喊聲，也激不起任何浪花。

且不論唯物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