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寄自蘆墟的訃告。陸阿妹老太太去世了。不知是什麼事情耽擱，我沒有能去為她送行。曲終人去。《五姑娘》不朽。但陸阿妹不再唱了。也沒有人像陸阿妹那樣唱了。

“山歌唱來唱去唱勿清，各人各唱各人心。”陸阿妹這句話還會被我們記住嗎？

初為人師（1）

這些年似乎有個變化，大學老師和研究生的關係親近，與本科生的關係疏遠。八十年代不必說博士生，即便碩士生也很少，老師和本科生構成了基本的師生關係。我一直不習慣，也制止研究生稱自己是什麼“老闆”。“老闆”這個詞在今日大學的流行，正是大學世俗化的表現之一。那時，我以“輔導員”的身份帶本科生，這一經歷成為我深刻的青春記憶。一個有機會和自己的學生一道成長的老師是幸福的。

“輔導員”這個崗位是指那些專職從事學生思想工作的人，業餘的則稱為“班主任”，每個大學的情況不同，但只要講“政治輔導員”，大學裡的人就知道這是什麼身份。因為這個崗位的特殊，政治輔導員的身份，也有很難界定的一面。可以像行政人員那樣定級，後來也可以評職稱，編制是教師的一種，這又比其他行政人員優越。可以評職稱，是因為八十年代中期大學行政化的勢頭尚未出現，做業務教師好像比其他崗位更具吸引力，用這樣的辦法既可以穩定政治輔導員隊伍，也可以提高政治輔導員在學生中的威信。這都是強調這個崗位的重要。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學生思想起伏，時有*出現，政治輔導員的工作也因此顯得重要。後來行政人員也可評職稱，但不是教師系列，是管理系列。在一般的觀點中，這兩個系列的職稱“含金量”不一樣。其實，這並沒有解決這個崗位本身的困境，輔導員隊伍是否穩定，不在於體制賦予其什麼重要功能，而在於大學體制中它究竟應該處於怎樣的位置。

能夠在黨務行政系列不斷升遷的總是少數，就個人而言，或許你已有副教授、教授的頭銜，但這與學術水平沒有太大的關係。在這個系列中，評上教授、副教授的，自然也有不少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論著，但只要考量大學思想政治工作的狀況，我們就知道多數論著其實並無理論與實踐的意義，它只是符合職稱評審條件的某種指標而已。我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走進輔導員隊伍，又走出輔導員隊伍的。

送走一九八二級學生，系裡給我重新安排工作。“你把這一屆學生帶好，我給你磕頭。”系黨總支書記找我談話時如是說。我新帶的這個年級，一九八五年入學，據說是“*”恢復招生後最難管理的兩個年級之一。我在帶八二級時，和八五級的一些同學有些接觸，已經感受到這一屆同學和我這一代大學生的差別，用傳統的說法，調皮搗蛋的學生特別多。偶爾和學生會幹部去宿舍樓查衛生狀況，這個年級的男生宿舍總是最髒的，很多學生喜歡踢足球，床上、臉盆裡散亂著臭襪子和衣服，而不少女生宿舍的桌子上也從來不缺瓜子殼。別的年級男生宿舍很少有女生，而這個年級的男生宿舍常有做客的女生。系科不贊成男生到女生宿舍，但沒有明確不贊成女生到男生宿舍，所以班主任很難管理。當時，我還年輕，像學生模樣，如果去女生宿舍看學生，也會被管理宿舍的人攔在門外盤問，後來我只好帶上工作證，這樣可以自由出沒。傳聞中，這個年級的一個女生，一次在操場從口袋裡掏香菸時，竟然掉下一隻避孕套！這一傳聞傳了許多年，有一天當傳聞中的這個女生站在我面前時，我的感覺特別複雜。

領導說，把這樣的差班交給我，是考慮我思想比較解放，可能與他們容易磨合。此時的我，思想觀點也確實處於轉型之中。當時我們還不習慣區分個別行為和思想品德的差異。而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成長背景中，已經基本完成了自己思想方法的轉型，我更多的是以寬容的眼光來看待他們。我由這些學生的表現，看到了自己過去分裂的自我。我們是在傳統的尺度規範下成長的，先有這個前提，才有後來遭遇到的變革，在變革之中，我們逐漸打破了一些陳規，因此和變動中的秩序沒有對立、尖銳的衝突。而我此時面對的學生不同，那把傳統的尺度在他們身後，不在他們身上，他們首先習慣的是變革，不是既有的秩序，於是我們看他們，總以為他們脫序。我的這些想法被視為“異端”。在學校關於學生思想工作的研討會上，我常常毫不掩飾地發表自己的這些想法。後來有人提醒我，你的這些想法並無不妥，但不適宜在會上說，這樣讓領導很為難。這個提醒儘管善意，但反而讓我和我的學生一樣“逆反”。學校分管學生工作的幾個部門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