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軟弱可欺的支那政府這次竟然會不惜一切代價同帝國死磕，淞滬會戰的時候迫使帝國三次增兵，首次為一場區域性戰鬥調遣了三十多萬部隊，這在日本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但是是相當的罕見的。雖然他們打贏了那場戰鬥，佔領了那座令全世界饞涎欲滴的城市，不久後他們也如願以償的佔領了支那的首都南京。然而中**民的反抗意志並沒有如同他們想象的那樣崩潰，而是在支那政府以及各地方軍閥政黨的率領下英勇抗擊，從上海到南京、從濟南到臺兒莊、從忻口到太原，支那軍隊寸土必爭。這也許也出乎支那的領袖蔣的意料吧，也難怪他能夠寫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豪邁詩句。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正面戰場的支那軍隊既未被消滅，支那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堅持抗戰。而敵後戰場上的敵人則愈戰愈強，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據地，奪回了大片的佔領區。尤其是這個支那**八路軍韓雲華所部更是橫空出世，先後有多名帝國高階軍官折損在他手裡，就連在帝**中大名鼎鼎的連沼潘中將也雨水在他的手裡，而蒙疆地區幾乎全部淪入韓雲華的手裡，該部羽翼已經豐滿，直接威脅到了帝國在支那北方的統治。

現在帝國最擔心的就是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列強會支援支那，幸好帝國的外務省還算是用心，在他們的努力下，在此期間美英基本上沒有援助支那。而且為了將帝國的戰車推上紅色的蘇聯，美英竭力推行“綏靖政策”，甚至繼續向帝國出售帝國最為缺乏的戰略物資。

而那個紅色蘇聯雖然曾經給中國以有力的援助，但要支那卻要以稀有金屬和農牧產品償還其售予的武器裝備，這樣一來支那的國民經濟的負擔急劇加重。為避免兩面作戰，紅色蘇聯在國際關係上也採取不干涉帝國的“中立”立場。但是就算是如此，貧窮落後的支那還是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抵擋住了帝國的進攻，迫使帝國在短期內征服支那、變中國為其“南進”或“北進”基地的戰略計劃徹底流產。更為可怕的是，帝國現在已經陷於“中國泥潭”而無法自拔，國民經濟更是開始出現嚴重下滑。

前不久，原帝國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在回國時向天皇陛下呈報的《論華北抵抗力量情況報告》中說：“佔領區內……敵人遊擊活動逐漸活躍……其行動極為猖獗。破壞鐵路，襲擊各地等事件不斷髮生。所謂‘治安恢復地區’實際上僅限於主要交通線兩側數公里地區之內。”

作為華北方面軍首任司令官，寺內壽一閣下的看法還是很有見解的，他很同意也很欣賞寺內壽一大將的觀點。再加上此時的日本，不僅在軍事上遭到嚴重的挫折，戰略進攻勢頭已成強弩之末，在經濟上也逐漸陷入困境，國力開始下降，戰略原料缺乏；更由於兵員的不斷增加，勞力、能源和糧食均感不足。所以在彬山元大將看來，帝國輝煌的光環下籠罩著巨大的危機。根據前一段時間得出的資料帝國的軍費支出已高達億日元，國防工業的生產計劃已不能完成。當年冬，“日本國力窮困急劇表面化”，已經失去保障軍隊軍事物資供應的能力，從而“加重了中央統帥部首腦的痛苦和壓力”。當年１就任參謀次長的澤田茂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這樣的敘述：“外強中乾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陸相也是這樣判斷的。依靠武力決戰解決支那事變的做法，是沒有出路的。”其實，他的前任參謀次長中島鐵藏也有與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認為繼續打下去對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漢、廣東，也不可能使支那屈服，而且“日本內部由於人心惡化，失業者發生生活問題，出現了反戰思想，將更加陷入困境。”正是由於支那堅持抗戰，使日本逐漸陷入“支那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

還有一點令彬山元大將十分擔心的就是國內的政局不穩，內閣間的鬥爭此起彼伏，剛剛上任不久的首相近衛文磨已經不止一次受到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等人的挑釁，更換內閣幾乎沒有任何懸念。而對華政策尤其是對待華北的八路軍游擊隊的政策反覆無常，儘管他們不斷地變換對華策略，並採取了“戰略轟炸”、“海上封鎖”、“三光政策”、“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等各種手段，但依然未能扭轉這種越陷越深的不利局面。彬山元大將認為在事變中內閣幾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虛弱。

前不久大本營發來一份帝國參謀本部在草擬結束戰爭的秘密方案，在方案中有幾段話令彬山元大將心驚不已，例如：“如果今後仍然打下去，那將是徒勞的。要想透過這次事變一舉全面解決中國問題，那是不可能的。廣大國民已顯疲勞之色，久戰必將生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