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搬過來跟我們住在一起，她和海茲爾的爭吵又開始了。但是我的物質條件提高得很快，即便是在完全還清塔辛的債務之前也是如此，因此不久之後我就能夠再次付錢讓她獨自享受一套公寓了。她獨自生活了25年才不幸去世。由於健康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家人和朋友都勸她與別人合住，但是她仍然堅持獨自一人生活。和兒媳住在一起的那幾個月真的是那樣難以釋懷嗎？難道她的選擇僅僅是出於堅強的個性？

在我結婚後的頭幾年，我除了每週拿薪水之外，跟以前一樣，還有其他額外收入。每年聖誕節，公司都會發些獎金。在1914年12月，由於一戰爆發而關閉了好久的證券交易所剛剛恢復業務，沒有人指望聖誕節的獎金會很豐厚，事實上那年的獎金到處都很低，甚至一點也沒有。聖誕節前夜，當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我同一個長期在公司工作的職員一起走。他指著百老匯100號隔壁那空蕩蕩的酒吧悲傷地說：“你肯定見過它在去年聖誕節及以前幾年聖誕節時的情景。那時，這裡擠滿了我們這種人，一直玩到深夜3點，把大部分獎金都花掉了。”我強忍住不告訴他一件事，因為艾恩先生嚴囑我不要講出去：作為我對公司所做的種種服務的特別回報，艾恩先生給了我一個信封，裡邊裝有一張100美元的匯票。

我之所以記得那個100美元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花了大約20美元給媽媽買了個通用電氣公司生產的小型電烤架，那是她盼望已久的東西；這個禮物使她又驚又喜。她幾乎天天用那個烤架做烤羊排或烤魚之類的菜餚，直到30年後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後我的獎金每年都在增長，達到了一年數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數額豐厚的支票還會帶給我像拆第一隻紅包時的那種激動心情。

從1915年開始，我不再去夜校教書，但是繼續教了加文納斯島指揮官的兒子一段時間；另外還有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其他教學經歷，如教庫斯小姐標點符號的用法。這個姑娘的姐姐是《時尚》雜誌（Vogue　Magazine）的編輯，同她的接觸使我誤認為有機會開始從事文學生涯。她讓我以文學或人文主義為主題寫一篇文章，在雜誌社論那一頁上發表。我很認真地寫了一篇，文章的題目大概叫《聖人與罪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壞人往往要比好人對書本（也可能是對人生）顯示出更濃厚的興趣。憑藉著我引以為豪的博學多才，我引用了高乃依①《熙德》中的“高貴的罪犯”這一說法——我樂觀地認為《時尚》雜誌的所有讀者都能毫無困難地理解我的隱喻。這篇文章發表了，我收到一張15美元支票的稿酬。我馬上著手又寫了兩三篇類似的文章；但我的滿腔希望卻無情地破滅了，因為《時尚》宣稱已找到一名文學編輯，以後由他負責寫每月的社論。出於某些原因，我沒有到其他雜誌去嘗試我的天賦。我放棄了我的文學生涯，直至多年以後我才又重新開始寫劇本。

或許我放棄文學的一個原因是我已開始著手寫另一類不同的文章。帶著些許惶恐，我向《華爾街雜誌》（The　Magazine　of　WallStreet）投了一篇名叫《債券交易》的文章。這篇文章對所有上市債券作了透徹的分析，並提醒人們注意一些可比債券之間的懸殊價格。雜誌的編輯巴納德·鮑爾斯馬上接受了這篇文章——我記得我拿到了25美元的稿費——他還要求我寫更多的文章。從那時起，我就經常給《華爾街雜誌》寫文章，幾乎成了它的專欄作家。我還認識了雜誌的創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先生，以及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也是雜誌的出版者）加里·G·威科夫太太。她有一段傳奇的經歷。我相信，她肯定是從威科夫先生的秘書做起，然後逐漸變為他的妻子，事業上的助手，後來又接替他做了雜誌的經理，直至成為雜誌唯一的業主，這最後階段的身份是他們婚姻破裂的結果。隨著婚姻破裂而來的是許多法律上的糾葛以及相互間深刻的敵意。

在威科夫夫婦婚姻糾紛的整個過程中，我很輕鬆地與他們雙方都保持著良好關係。回過頭去想一想，我還是認為，我天生就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成不了任何人的知己或摯友。我能成為（幾乎是）所有人的好夥伴的原因，其實一點也不值得稱道。我很少要求別人幫忙；對別人的要求我則很不願意去拒絕，並且在任何交易或討價還價中我要使自己覺得，也要讓對方覺得，我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這聽起來有點像利他主義者的老生常談，但事實上不論從哪個角度去考慮，這種金科玉律對我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只需要別人最低限度的幫助或好處。其次，我真心地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