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和城鎮中的商業信件，或甚至城鎮中私人個別信件。還沒有估算出在多大程度上，鄉村的人們參與了私下創造穿越美國空間的文字流。

美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意義（7）

所有這些現象，甚至個人信件的高潮，在最重要的方面都與經濟發展相關，這僅僅由於書信傳遞路線的發展所致。新的交通系統以及這一系統通向的城市和城鎮，是一個蓬勃發展的經濟的主要產物，它最顯著的特徵是增加了地區外市場的穿透力，否則人們就會購買本地農場和工場的產品，並且在本地的市場系統中私下裡使用或者交換貨物、勞動力和信用。換一句話說，自我剋制的社會和古怪傢伙的小屋、報紙和小說，特別是孕育了它們的城市和城鎮，與地平線上的鄉下和村莊裡的普通人們一起構成了一個跨越空間的更大的融合過程的一部分——一個商品在區域間越來越多地從農場流向城市又從城市流向農場的過程，就是驅動力所在。

新生國家變化著的社會地理佈局對於改變它的社會結構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因為大量穿越巨大空間流動的商品來自各種新型的工場——機械化的紡織工場，各種沒有機械化但有專業化分工的小型生產車間，以及製鞋、制掃帚、制棕櫚葉帽以及製成衣的家庭手工作坊。新的生產方式開始加強工業中僱主和僱員之間的關係，特別在大城市已經產生了許多後來被看做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人。但是對早期工業時代的大部分人來說，在社會地理佈局和社會結構之間更為重要的聯絡主要並不在於生產領域而是在於本地以外的商品流動，這種活動拓寬了當地的視野，在社群內重新劃分了勢力，並重新定義了社會關係。

19世紀的最早10年間，宗教的自願主義傳播模式加入了市場上消費品和市場制度二者的非宗教自願主義，結果是在社群內選擇成為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元素。一個人可以選擇社群中自己的教會和牧師，就是說，一個浸信會教會已經摧毀了英國國教和公理會的霸權，其附帶產物就是不斷增多的普通美國人能夠選擇本地交換網路之外的網路來買賣更多的商品。他們更需要從報紙、雜誌、書籍和他們自己的信件中獲得資訊；就是說，用一種更私人的方式，不再透過面對面的方式傳遞資訊，而後者是過去不經常通訊和讀報的普通人從當地精英處獲得資訊的常用方式。［“專業人士、商人和土地精英，”歷史學家理查德·D·布朗（Richard　D。　Brown）寫道，“不再是他們鄰居資訊的看門人。”］他們能夠加入其他地方組織的志願協會，那裡的領導人可能完全不同於甚至敵對於本地領導人，例如反對廢除奴隸制，或者不夠格參加兄弟會。在新世紀的頭一個40年間，隨著持久政治黨派體系的成形，他們建立了一個新機制，也是合法化的一個新來源，來選擇出有希望成為公共領導的人。相似暗示的變化也能來自相反的方向，當地社會的頭面人物也可利用新出現的選擇形式。例如，馬薩諸塞州米德爾塞克斯縣（Middlesex　Couty）的財產擁有者的財富投資組合在1780年以後有了決定性的轉變，從持有當地債權轉向持有股票和債券——這絕對是新興資本主義經濟的工具，與傳統的鄉村債權相比持有它們不需要面對面的權威和依附關係。對於這種“鄉村資產組合流動性”的突然增長，對變化中的資本市場進行研究的作者總結道，“無論意味著什麼，自此以後資本主義向新英格蘭鄉村經濟大為逼近了。”

總的來說，“資本主義的到來”在農村社群，甚至在那些沒有引入新生產模式的地方，改變了地方權力模式和地方的個人依附關係。消費品數量的不斷增長，倡導了更商品化的社會意識，這是一種更多來自於生活方式而不是個人和特殊等級關係的意識；因此，意識到個人在社會上的位置說明的是階級問題而不是階層問題。特別對於中等收入的美國人來說，在19世紀生活標準得到戲劇性的改善，達到歷史學家認為是商品化的“家庭生活崇拜”的程度，是出現中產階級社會生活和文化非常核心的一點。歷史學家曾努力證明這種變化主要集中在南北戰爭之前和之後的10年，但是有證據表明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且顯著的變化在19世紀30年代末開始的蕭條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在快速增長的城市中，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等收入家庭修建更大而且更時髦的房子，至少到1830年，在農業進步雜誌中讀者遞交的農場房屋規劃顯示，擁有寬敞舒適的家的理想傳播得更加普遍。在這10年更重要的是，無論怎樣，輕便物品的擴散和價格的下降，二者導致從更便宜的交通方式到生產方式的各種變化，包括機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