鐸有心“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但古籍價格昂貴且數量巨大，一介布衣的鄭振鐸自然會有勢單力孤、力不從心之感。當是時，商務印書館###張菊生、光華大學校長張詠霓、暨南大學校長何柏丞、版本鑑定家收藏家張鳳舉四人，也因職位或任務關係留在上海。鄭振鐸和上述幾位關心文獻的人士，痛惜文獻散失，每日聚商挽救辦法。1940年1月，由鄭振鐸發起，五人聯名給重慶###和中英庚子款管理董事會寫信、發電報。他們痛陳江南文獻遭劫的危急狀態，指出其嚴重後果，強烈要求當局撥款予以搶救。後來重慶國民政府回電，雖然表示贊成“創議在滬組織購書委員會，從事搜訪遺佚，儲存文獻，以免落入敵手，流出海外”，但同時又表示政府撥款搶救文獻存在著許多現實困難，“惟值此抗戰時期，籌集鉅款，深感不易。而匯劃至滬，尤屬困難。如由滬上熱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發起一會，籌募款項，先行搜訪，以協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將來當由中央償還本利，收歸國有，未識尊見以為如何”？重慶來電所述當是實情，但解決的辦法又似有“踢皮球”之嫌。不過，在鄭振鐸等的力爭下，重慶政府最終還是決定將庚款董事會撥給南京中央圖書館的一筆建築費（約一百餘萬元）先行挪用來搶救古籍，“既足以儲存文獻，又使幣盡其用”。

1940年1月19日，張詠霓、鄭振鐸等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獻儲存同志會”，並表示“自今以後，江南文獻，決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書，有值得儲存之書，我們必為國家保留之”。“文獻儲存同志會”對外嚴格保密，只以私人或暨南大學、光華大學、涵芬樓名義購書。“同志會”的具體分工為：張鳳舉與鄭振鐸負責採訪和收購，張菊生負責鑑定宋元善本，何柏丞、張詠霓則負責保管經費。“同志會”成立後，先後從當時許多有名的藏書樓購得大批善本，還透過北平、上海等地古籍書店聯絡了各方關係。鄭振鐸回憶此時自己的工作說：“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廣東，西至漢口的許多古書與文獻，沒有一部重要的東西曾逃過我的注意。我所要買的東西決不會跑到他們那裡去。”“文獻儲存同志會”在儲存文獻上的工作得到了時人的高度評價。重慶徐森玉在致友人信中曾提及“同志會”的工作，他評價說：“心專志一，手足胼胝，日無暇晷，確為人所不能，且操守堅正，一絲不苟，凡車船及聯絡等費，從未動用公款一錢。”在前後不到兩年時間裡，鄭振鐸及“同志會”的同仁從敵偽和外國人手中奪回了不少堪稱國寶的孤本和稀世珍本。如鄭振鐸曾搶救收購了一部《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這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戲曲總集，儲存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百多種是久湮的孤本。“同志會”的工作確實也讓鄭振鐸足以自慰，用鄭振鐸自己的話說：“在這兩年裡，我們創立了整個國家圖書館。雖然不能說應有盡有，但在質和量方面都是同樣的驚人，連自己也不相信竟會有這麼好的成績。”國民黨南京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驄後來也評價“同志會”的工作說：“現今臺灣的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幾乎全是由這個同志會搶救收購的。”

“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3）

自“文獻儲存同志會”成立之日起，鄭振鐸除了在暨南大學授課外，所有課餘時間都投入搶救工作。他整日接待書商，常常為購書款的多少而與書商討價還價，煞費苦心。每天收來之書，還要經他點查、登記、編目然後裝箱運送。儲藏本有專人，但他還要親自檢點。為了預防不測，對於重要的孤本珍本，他還設法錄副，或影印或拍照曬印，工作相當繁重。對於此時期鄭振鐸的工作狀態，我們可以從鄭振鐸給張詠霓的書信中一見端倪。從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在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鄭振鐸為購書事宜致張詠霓的信就達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個月寫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談及購書之事外，也時有鄭振鐸發自內心的感慨，從這些感慨中我們可以一定程度瞭解鄭振鐸從事這一工作時的內心狀態，摘錄兩段如下：

我輩收書，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飾架壯觀，唯以實用及儲存文化為主。……我輩之工作，完全唯國家、民族之文化著想，無私嗜，無偏心，故可得好書不少，……此願如能在炮火中實現，則儲存民族文化之功力，較黎洲、子晉、遵王更大矣！……然此半年來，心力已交瘁，所費時間尤多。先生所費心於此者亦已極多。但覺此事於國有利，故尚可敢言勞也。

我輩自信眼光尚為遠大，責任心亦甚強，該做之事決不推辭。任勞任怨，均所甘心。為國家儲存文化，如在戰場上作戰，只有向前，決無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