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外華僑的經濟力量迅速成長，有利於中國“自強求富”的認識。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在全世界的發展給勤儉精明的華僑提供了發展條件，西方殖民者與土著的隔閡更使他們有了發展良機，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19世紀後期華僑已經有了相當的經濟力量。最先認識到海外華僑實力的，是一部分與“洋務”相關的沿海地方官員。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廣東巡撫蔣益灃上奏“內地閩粵等省，赴外洋經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約有內地十餘萬人，新老舊金山約有內地二十餘萬人，檳榔嶼、伽拉巴約有內地數萬人。”奏請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處，聯絡羈維，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內外之氣聚”。隨後，“出身貧寒，起於州縣，周知民隱，而又生長於廣東僑鄉”的丁日昌指出“查閩粵之人，其赴外洋經商傭工者，於暹羅約有三萬餘人，呂宋也有二三萬人，加拉巴約有二萬餘人，新加坡約有數十萬人，檳榔嶼約有八九萬人。新老舊金山約有二三十萬人。”建議清廷“妙選使臣，分駐各國，或數國兼遣一使，或一國專遣一使”。他還陳說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國之情款”，則中國出洋之人，必繫戀故鄉，這樣“中國就多得一助”。

雖然有少數地方督撫大員表示反對遣使，但由於洋務派首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極力贊同，加上西方列強的壓力和勸誘，總理衙門最終決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選問題上頗費周折。當時，傳統觀念仍深深地影響著大多數清朝官吏。他們多不屑從事外交，甚至對出使外國視為畏途。1875年郭嵩燾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其友人李鶴年和馮譽驥極力勸他不要到“蠻夷之邦”。洋務派官員則擔心中國缺乏可充當使節的人才。對於人選這一問題，丁日昌有獨到的見解，他在《海防條議》中說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時局之艱鉅，不必復計資格之有無”。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獨具慧眼，將出身秀才的李風苞推薦給兩江總督曾國藩，建議派李風苞隨容閎前往外國考察。光緒元年，丁日昌又推薦李鳳苞出使外國。李風苞先後到了法國、英國，後來署理駐德大臣，兼充出使奧地利、義大利、荷蘭大臣等，成為當時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選才的目光還投到華僑之中，“現在新加坡俄國領事，即中國番禺人胡姓（胡璇澤），新加坡十數萬華人皆聽胡姓號令指揮。”建議清政府聯絡新加坡僑領胡璇澤充任領事，具體提出借用當地僑領作為駐外領事的方案，以解決一時乏人“堪膺此選”的矛盾。後來陳善謙（小呂宋首任代攝領事），張振勳（檳城副領事、新加坡總領事），張煜南（檳城副領事）等當地華僑社會的僑領均成為一方領事。

丁日昌非常關注華僑在國外的命運。晚清時期，海外華僑達數百萬之多，分佈區域從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當時的中國“華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勢孤氣餒，為他國之人所輕侮”，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夠派官員加以保護。清政府對僑民不僅不關心，且加意防範。丁日昌破除陳規，直抒護僑的思想。他在1867年答覆總理衙門關於遣使問題時就建議清政府“設立市舶司赴各國有華人處管理華人”，對海外華僑加以保護和聯絡，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在海外設立類似西方領事館的機構來管理華人。丁日昌由遣使引出的設立領事館的建議並沒有馬上為朝廷所採納。直到1877年，丁日昌與在倫敦公使任上的郭嵩燾遙相呼應，才終於力促清廷在新加坡設立了中國第一個駐外領事館，使中國政府按照十九世紀的國際慣例行事，在本國僑民眾多的地方設立領事館保護僑民利益。由那時起，清廷先後在20多個國家設立了45個領事館。

光緒元年（1875年），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議派遣鐵甲艦遠巡外洋宣慰僑胞，保護華僑，“中國洋麵延袤最寬，目前大小鐵甲船極少須十號，將來自能創造極少須三十號，方敷防守海口以及遊歷五大洲保護中國人。”第一次到南洋巡歷的中國海軍軍艦是福建船政廠的自造軍艦，於1876年底到達新加坡，激起華人社會的熱烈反應。1876年以來，清朝北洋艦隊先後5次訪問南洋華埠，祖國軍艦所到之處引起華僑社會的轟動，“海隅百姓，得瞻宗國旌旗，無不欣欣然，額首歡呼，歡聲雷動。”

清朝第一次認真從事對華僑的外交保護始於對古巴、秘魯華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魯華僑不斷稟告清朝，陳述受虐慘狀。1874年，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派出陳蘭彬、容閎等人往古巴、秘魯調查華工受虐情事，蒐集各種證詞、稟訴，再與秘魯、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選派交涉代表人選的問題上，李鴻章上奏“丁日昌……熟悉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