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借洋款一節，似未可行，林義哲此議一出，頗有附和者，真是兒戲。……購置鐵甲艦一項，固不可輕於一試，尤不可因噎廢食。禮邸復奏添設輪船，輔以陸兵，裁撤舊式木船以專養輪船，鐵甲船應俟林義哲購到後觀其實效，再行續買。籌餉一項，增鹽厘、借洋款、開礦廠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諸多窒礙，此議之斷不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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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年初的中國政壇可以說相當熱鬧，在關於海防籌議的上諭下達之後，大臣們上奏的奏摺便如同雪片般紛紛而至，而議論的內容也是風生水起，五花八門。

兩江總督欽差辦理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的沈葆楨，亢聲強調“海防為當今第一要務”，力主優先整治海防，興辦海軍。

時任湖廣總督的李瀚章擔心的是朝廷犯“因循姑息”、“凡事扯皮”的老毛病，他特別指出：“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與維持，毋望往事，毋惑人言，自始至終，堅苦貞定，歷之永久，而無或稍渝，斯公忠同盡，自強之效，有操券可卜者。”

閩浙總督李鶴年則提醒說：“聞洋人議論，謂中國人無定見，又無恆心，此弊誠所不免。”

兩廣總督英瀚、安徽巡撫裕祿乃至奉命檢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則認為：與其加強海防，還不如“整飭長江防務”，以為“東南久遠之計”。

盛京將軍都興阿雖認為籌防應“以水陸兼練為主”，但“尤宜急練陸兵之法”。至於造船，可“先由福建船政局、江南製造局試造，然後再酌量增添。”

而湖南巡撫王文韶在東南沿海的“海防”與西北邊疆的“塞防”之間，難置可否，似有更重“塞防”之心。

山東巡撫丁寶楨、江蘇巡撫吳元炳卻分析說：俄國乃最大的威脅，明確傾向“塞防”，鼓吹用兵新疆。同時，還提出東北地近俄國，應對大清“龍興之地”的安危加以關注。

千瘡百孔的大清國，舉目一望，危機四伏，哪兒不是危在旦夕，哪兒不需要好好地整頓，哪兒不要花大把大把的府庫銀子？

在天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和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緊閉書房門窗，為了海防籌議，已經熬了幾個通宵。

薛福成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雖然早年飽讀詩書，可連個正式的舉人都沒弄到手。但他志不在此，而是關心世界、國家的大局，把自己錘鍊成了一個明悉時局、洞徹形勢、胸中裝滿治國強國方略的新型知識分子。同治四年，28歲的他給曾國藩上了一道“萬言書”，力主“策富強，定經制，消反側，防外侮，正風俗”，文章幾乎涉及了整個中國急需要解決的所有問題，而對當時功成名就、聲勢煊赫的曾國藩，除了匡正規勸，通篇竟沒有一個字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薛福成獨特的見識和品格，立即受到曾國藩的激賞，馬上請他入幕，參贊軍機政務，薛福成也被當時人稱為“曾門四賢”之一。

其實海防大籌議這一年，39歲的薛福成，剛剛轉投李鴻章的幕府。但他的才具見識，很快就得到了李鴻章的賞識和器重。他那對中國積貧積弱之根源在於因循守舊的分析，那中國要跟上世界發展潮流必須“變而後能勝”的主張，那“安知千百年後，中華不因西人之學再闢造化之機”的設想，以致對西方社會制度的考察和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政治理想，對中國日後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紛紛朝議之中，只有李鴻章委託薛福成擬成的奏摺最切中要害，它的產生，起到了力排眾議的效果。

薛福成作為李鴻章的代言人，他筆下的文字足以讓觀者的後背滲出細密汗珠：

“……自有洋務以來，疊次辦結之案，無非委屈將就。至今年日本興兵臺灣一事，經水陸將士拼力血戰，始驅除之……臣於臺事初起時，即緘商總理衙門，謂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庶和可速成而經久。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夫臨事籌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時備豫，倭兵亦不敢來，焉得謂防務可一日緩哉？茲總理衙門陳請六條，目前當務之急，與日後久遠之圖，業經綜括無遺，洵為救時要策。所未易猝辦者，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事設防，猶畫餅也！”

接著，他又把議論鋒芒指向強調陸上邊疆防務的“塞防論”，進一步強調“海防”重於“塞防”的理由：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