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對左大人的強行攤派也是頗為腹誹的。

左宗棠征戰西北，卻要向廣州的行商潘仕成伸手要錢，這當中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很是滑稽，但事實的真相卻並不那麼好笑。

自乾隆改西域為新疆以來，新疆駐軍和西北用兵，軍費一項，多以協餉方式解決。何謂“協餉”？新疆初置，財政難以自立，故由戶部和各省調撥銀兩維持軍政開支，又因開支多用於軍餉，故稱調撥銀兩為“協餉”。從1760年開始，清廷每年從內地調撥“協餉”二三百萬銀兩，因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咸豐年間，協餉屢次裁減，數額大幅下降，到同治初年，每年實撥協餉僅44萬兩，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應撥協餉中，兩江60萬兩，浙江144萬兩，廣東84萬兩，由於歷年拖欠，各省關積欠協餉已達1960萬兩。

左宗棠的西征重新“啟用”了協餉制度，但屢屢困於拖欠，協餉難辦。加上左宗棠人緣太差，比不得當年曾國藩用兵時東南協餉的“風起雲湧”。1867年，左宗棠移師西北路過江西時，當時的江西巡撫劉坤一還主動要求每月增撥協餉2萬兩。但不久之後，劉坤一便藉口有困難，增餉和協款便無蹤影了。而沿海各省，則藉口籌辦海防，自顧尚難，紛紛要求停辦或緩辦協餉，左宗棠曾屢次奏請朝廷催各地方及時協餉，然而，“一任函牘頻催，率置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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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八章首次劾左

協餉能否協起來，原要靠中央排程，可鹹同以來，各省一有緩急，就彼此通融協借，戶部亦不過問，沒了乾隆時那一番大一統的財政統籌能力。中央財權失落，就要靠協餉者本人來協調了。惜乎協調這一塊兒，以左宗棠的性格和處事方法，根本就做不來。

儘管協調的事做不上來，但在催款的辦法上，左宗棠卻另有一套辦法。

那便是，借洋債。

借洋債的思想出自左宗棠，而經辦人則是胡雪巖。左宗棠認為，以外債代替協餉，以應急需，可以速集鉅款，彌補協餉之不足。左宗棠的辦法是：以海關印票即協撥各地方省份加蓋關防以示承諾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鉅額外債代替了分散劃撥的協餉。把“借洋債”跟協餉制度捆綁在一起，可以說是天才大手筆，非左宗棠所不能為此。

1867年到1868年間，左宗棠便透過胡雪巖之手，連借了兩大筆洋債，共計220萬兩白銀，對此，當時左宗棠曾得意洋洋的宣稱：“得此鉅額現餉，可以相其緩急，通融撙節，集事可速，排程可靈……得所藉手，速赴戎機”。在左宗棠看來，舉借外債不失為彌補財政短缺的一劑良藥，他甚至認為可以大規模地借，“借數愈多，則息耗愈輕；年份愈遠，則籌還亦易。在彼所獲雖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這些錢又不需要他來還。

而更為高明的是，左宗棠把“借洋債”當成了催繳各省協餉的手段！

對於左宗棠經胡雪巖手辦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說高得離譜。有人設身處地的站在左宗棠的角度考慮，認為這是他為了不耽誤軍事而進行的“不得已”之舉，左宗棠聽說後只是冷笑，事實上，他並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為他要行的，是“一石數鳥”之計。

因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籌集到鉅款，滿足用兵需要，高利息還能迫使協撥各地方省份迅速協餉，否則舉借洋債的本利都要由他們償還！

有洋債的鞭子在後面抽著，各省還敢拖欠嗎？

這一回左宗棠不用求人，各省督撫們自己就會上道！

此外，左宗棠的“就高不就低”，另一個目的，便是給從中經辦的胡雪巖留回扣空間。

胡雪巖是嗜利的商人，以營利為生命，左宗棠當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雪巖為他做這些，是必須要有回報的，沒有回報，胡雪巖怎麼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為他運籌軍餉？更何況為了西征借洋款，他還將阜康銀號和家底都押上了，理應獲得與其奉獻及其效益相應的回報，可朝廷的制度安排裡沒有這一項。所謂的“聖人可權”，自號“今亮”的左宗棠讓胡雪巖高息中吃利差作為回報，便是順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撫無奈之下，為了不當左宗棠“高利貸”的冤大頭，便只能使出各種手段，將協餉攤派下去。

潘仕成就是這樣，成了左宗棠的“高息催餉”的犧牲品。

聽說廣州的官員逼迫潘仕成繳納西征協餉100萬兩，左宗棠當然很高興，但現在這煮熟的鴨子卻等於飛走了，叫他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