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豐帝死後不久，慈禧與恭親王奕忻定計，發動祺祥政變（辛酉政變），處死了肅順等輔政八大臣，奪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權力。表面上，慈安與慈禧兩宮太后以姐妹相稱，共同垂簾聽政，執掌國家最高權力。但慈安太后一般都是深居簡出，政事基本都是由慈禧太后處理。以至於外人得出了慈安“優於德”而慈禧“優於才”的印象。

事實上，慈安不但城府很深，而且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女子。其實把她與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較，就能夠發現，慈安太后也絕不是一無是處。決定朝政大端，好多都是慈安最終拍板。只是因為慈安對權力不感興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讓慈禧處理。而慈禧“懾於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禮”。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張，仍要徵詢慈安的意見。所以說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權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辦法的。

“今有法蘭西國公使呈遞國書，言其國主將傳位其子，屆時請諸國使臣到賀，共赴新君加冠之大典。”恭親王道，“依萬國通例，我國當遣使前往，此次出使，事關兩國交好，以何等名義出使，使臣之遴選，諸位臣工有何建言，當細奏於皇太后皇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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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一章朝議

恭親王的聲音雖然不大，但大殿裡的每一個人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此事萬萬不可！”大學士倭仁的聲音高高的響起，“天朝體制，從來都是四方蠻夷在我京師設定常駐使節，豈有天朝派遣使節為蠻夷之邦酋首道賀的道理？”

看到倭仁邁步出班，恭親王心下冷笑，象是知道他會第一個跳出來，但並沒有說話。

“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庚申之變，創深痛巨，此仇何能一日忘記？”倭仁大聲道，“而今竟要遣使通好，此事傳出，必為天下所笑，人心由此喪盡，還請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倭大人所言，甚是可怪。”文祥的聲音響了起來，“不和夷人通好，難道還要和夷人開仗不成？”

文祥的一句話便將倭仁噎在了那裡。

“真要開仗，是不是倭大人還要學勝保衝鋒陷陣，替皇太后皇上斷後，然後再來一次焚園之禍？”文祥厲聲道，“倭大人，夷人求通好，你卻在這裡煽風點火，欲起釁端，你是何居心？”

“你！……”倭仁一時為之氣結，他沒想到文祥會在這裡挑他的毛病，一時偏偏又說不出反駁之詞，只是一個勁兒的在那裡氣得發抖。

“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壞了朝廷的儀制。”大學士宋晉出班道。

聽到宋晉一句話避重就輕的給倭仁解了圍，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轉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禮制問題上來，恭親王的心裡暗生警惕。

中國傳統王朝以儒家學說為立國之本，其政治學說的核心便是“禮治”。清朝自關外入主中原，對“禮治”傳統的繼承，成了其統治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自然，在禮儀方面的“剛性”也就較前代更強，可供迴旋的餘地更小。

外國對清朝禮治傳統的挑戰，始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朝貢體系下，清廷自視為“天下共主”，馬戛爾尼們所尋求的卻是平等外交下貿易條件的改善。主管藩屬事務的禮部的辦法是按照“朝貢”體系的需要，在翻譯的時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書。

文書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意思亂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們”三跪九叩中國皇帝的關頭，卻總不免露出馬腳。但文字遊戲還是要繼續玩下去，馬戛爾尼使團以謁見英王行單腿下跪的禮節，謁見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獻卻堂而皇之的記載：使團正使“行禮如儀”。但嘉慶皇帝則不像他父親那般滿足於文字遊戲，阿美士德使團不肯對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們趕出了中國。

而到了道光咸豐年間，在西方的衝擊下，中國國勢日衰，而這種可笑的自尊心卻表現得更為強烈，如皇帝決不見不行跪拜禮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觸犯的鐵則。

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產物，中英《天津條約》第三款規定：英國乃自主之邦，與中國平等，大英欽差大臣作為代國秉權大員，覲見大清皇帝時，遇到有礙國體之禮，決不可行。必須統一使用英國使節拜謁其他國家元首的統一禮節。基於條約的“最惠國待遇”性質，這本來意味著西方國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禮儀覲見清朝皇帝，已經以條約的形式獲得瞭解決。但各國使節們很快發現，付諸實施卻成了大問題。直到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