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師三文字正平、興禪寺住持市川伊雄、軍人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等，趁美軍疏忽的機會，把七名戰犯的骨灰偷出來，分別裝在七個小罈子裡，偷偷跑到火葬場一角燒香祀奉，沒想到被美軍發現，骨灰罈被收回，放在火葬場後院的“供養塚”中。三文字正平等並不死心，又乘聖誕節前夕美軍戒備鬆弛之機，悄悄潛入火葬場，從“供養塚”中偷出骨灰罈，然後設法運到東京以南約50英里的熱海伊豆山興亞觀音裡，那裡也是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故鄉。1958年，在愛知縣前縣議員三浦公山和該縣幡豆町町長牧野健吉等支援下，於幡豆町三根山選定了建碑地址；次年９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聯名發出修碑倡議；1960年7月17日，在興亞觀音塑像背後的矮樹叢中建起一座高４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國七士墓”五個大字，墓誌由甲級戰犯、前陸相荒木貞夫書寫。印發的小冊子《殉國七士奉贊會》說，這塊紀念碑是在日本自衛隊和當地人士協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立於1980年。日本政府不顧國際輿論和國內和平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在巢鴨監獄行刑處立了一塊紀念碑，其正面碑文為“祈求永久和平”，背面的文字是“市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東條英機……行刑于此”，“故此地為歷史遺蹟”。其實，早在1951年，前陸軍少將福島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就制訂了儲存刑場“史蹟”的計劃，要求把刑場遺址從監獄裡劃分出來，作為讓“國民自由參拜”的“聖地”，並請一流的設計師和技術人員修建石碑。該計劃經巢鴨監獄負責人川上悍同意後，很快修起了五座墳墓，並從1955年4月開始接受參拜。1959年2月至1979年10月，以賀屋興宣為會長的“日本遺族會”、“刑場遺址儲存會”反覆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的要求。1979年10月16日，東京豐島區議會建設委員會根據日本內閣會議的批示，公佈了官方決定，最終在1980年6月17日，在刑場遺址建起高2米的石碑。

第三座是1982年５月30日在九州出現的“大東亞戰爭陣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岡中央區，高米、重130噸，耗資6600萬日元，碑上刻著全面肯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碑文：“1945年8月15日，遵為萬世謀太平之詔書，吞飲萬斛淚水迎終戰。爾後，孜孜不倦三十六載、致力於祖國之再建，今已成為世界大國。此次大戰乃一場為自存自立不顧日本國之存亡，為解放受虐待之民眾、謀救萬邦共榮之聖戰。雖沉淪於敗戰悲境，然亞洲民眾相繼贏得獨立與自由之榮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莊嚴歷史事實。……我們要把對英靈的崇高精神與偉大業績抱有的無限敬慕和感謝之情，永遠傳祭下去。……”這是一座要為侵略戰爭徹底翻案的罪證，也是一座要亞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與此同時，日本右翼分子為日本戰犯翻案的主張也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其中日本前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的主張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開否定日本侵略戰爭的性質，於1988年5月被免職。他不但不知悔過，而且活動更猖狂，並在同年7月的《文藝春秋》上發表了題為《關於“侵略問題的發言”有什麼不好》的文章。

奧野寫道：“我多年來一直主張，我們要從被歪曲的東京審判史的觀念中掙脫出來。”因為“今天的國際法學界一般認為東京審判是違法的。聯合國在東京審判之後，以對和平犯下罪行為理由進行裁決，判定日本是侵略國家，並將幾個人送上了絞架。東京審判是勝者對敗者的懲罰。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可以說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所以，我認為在戰爭時期的法庭上被處以絞刑的人，從國際法來說，應該看作是相當於戰死。”“說起來，追究甲級戰犯的‘責任’，並沒有明確是追究戰敗的責任，還是追究開戰的責任。如果說是戰敗的責任，那是全體國民的責任，如果說是開戰責任，那應該是當時煽動得最厲害的是宣傳工具。”“作過東條英機辯護人的清瀨一郎（後來當過眾議院議長）寫道：‘東京法庭所說的有一半是謊話，但我們沒有任何辦法與之對抗。謊話不僅擴及日本全國，而且擴散到全世界。審判雖然結束了，但是不消除這種誤解就不能夠消除我的責任。’”“錯誤百出的東京審判，規定了戰後的價值觀和戰前的歷史觀，我們必須儘早從這種狀態中擺脫出來。”在文章裡，奧野誠亮完全不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性質，反而顛倒是非，把給中國和亞洲國家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鼓吹得天花亂墜，竟說：“大東亞戰爭對建立亞洲人的亞洲做出了貢獻。”

6．“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