齔ぃ�1903年清廷財政收入創紀錄的超過一個億，而到1910年，財政收入已經接近三億兩。

但是，由於新政所需費用極大，譬如編練和維持新軍每年就需要五千萬兩以上。由此，清廷的財政收入雖然每年都在增長（但國民的稅負程度也是有限的，再加稅可就要造反了！），但其虧空也是十分驚人的（譬如1903年虧空即達三千萬兩），最後是東挪西借、寅吃卯糧，但仍舊無法擺脫破產的邊緣。

財政上的困窘並不會因為建立了民國而有所改善，相反，由於朝代更替，原本應繳納的稅收大都沒有正常收取（即使收取了，各級地方也不解送給中央）。因此，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唐紹儀的北京內閣，其實都是一貧如洗的窮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錢來。

當時還有個救急的辦法，那就是向洋大人們借款。那有人要問，洋大人們為什麼要發善心，借給中國錢呢？道理很簡單，各位想，西方列強搞了上百年的資本主義，財富積累豐厚，而資本的天性是逐利的，中國當時有接近五萬萬人，那該是一個多大的市場？哪怕從每個中國人身上賺到一兩銀子，那就有五億的利潤，簡直是不得了的數字。再者，如果拿到中國的政府專案，譬如修建鐵路或者直接借款，那利潤是十分可觀的。但是，要是中國一直混亂不堪的話，外國的資本也就賺不到錢了，因此他們需要一個人出來穩定局勢，很顯然，這個人就是袁世凱了。

《民國往事》：連載三十五

事實上，孫中山在回國前，就曾經找過美國、英國、日本等列強商洽借款事宜，但洋大人們都是些精於算計的商人，他們並不相信孫中山具備控制局勢的資質和能力，因而都對其借款要求加以婉拒，害得孫中山回國後在有記者問他帶回了多少鉅款時，只好以“革命精神”相搪塞。

革命精神固然是個好東西，但畢竟不能當飯吃，更不能生出錢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當時聚集在南京準備發動北伐的各路民軍有二十多萬人，可是臨時政府沒有錢給他們發軍餉，這就非但不能北伐，反倒連吃飯都成問題。北洋軍那邊也好不到哪裡去，隆裕太后的內孥都給袁世凱連逼帶騙的給弄了出來，可見當時財政之窘狀。

洋大人們之所以樂意借給中國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借款乃一本萬利的好生意。拿庚子賠款來說，《辛丑條約》中規定不過四點五億兩，但清廷為了支付這筆賠款，卻落下了近十個億的債務，這利滾利的，可都是洋大人的鉅額利潤啊。當然，有人會說，萬一這清廷破產或者倒臺後，難道洋人就不擔心他們的債務無人負責麼？這種情況的確是偶有發生，但一般來說，新政府大都會承認之前的外債繼續有效，何況當時洋人一般都會以鹽稅、海關稅等做抵押呢。

由此，等到袁世凱當上了民國的臨時大總統，洋大人們便組成了一個四國銀行團（即英國的滙豐銀行、法國的法蘭西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及美國銀行），他們主動找上門來，表示可以借給鉅款（利息當然不是小數字），但要求給予他們優先權。袁世凱正愁沒錢辦事，這送上門來的豈有拒絕之理，於是便欣然同意，並要求四國銀行團先墊付四十萬英鎊。四國銀行團財大氣粗，四十萬英鎊當然不在話下，次日便予以交付。

隨後，袁世凱又指示唐紹儀繼續與四國銀行團商談善後大借款的事宜。唐總理在同四國銀行團的談判中，心情很不愉快，因為洋大人們不僅條件苛刻，而且還動輒要安插人手進行財務監督、要求抵押擔保等，於是他轉頭一想，便用起了當年老領導李鴻章“以夷制夷”那套招數，並暗中找了比利時銀行借得一百萬英鎊的墊款。

有了這筆借款，唐紹儀這才信心滿滿的前往南京組閣，在武昌、南京和上海花掉數百萬兩銀子後方才欣然返京。但還沒有等到他向袁總統報功，四國公使卻發來一個照會，抗議唐總理無視四國銀行團的優先權，擅自向他家借得鉅款云云。

袁世凱見此照會，也知道自己理虧在先，只得推說不知此事，將責任推到唐總理的身上。唐總理正要辯解，袁總統卻教了他一個方法，讓美國公使從中斡旋調停，屆時退掉比利時銀行的借款而只從四國銀行團告貸。四國銀行團本都是些見利忘義的商人，見唐紹儀答應退掉比款，便也不再追究，雙方繼續進行善後大借款的談判。比利時銀行人微言輕，總歸是幹不過四國銀行團，只好忍氣吞聲的將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

在同四國銀行團隨後的談判中，唐紹儀按袁總統的指示，要求借七千五百萬兩的鉅款，比之前提出的數額多出數倍。四國銀行團的洋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