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在聽了老慶的話後,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慶在一邊著急了,說:“要不用袁世凱的話,就怕大清要完了。”
聽到“完了”二字,載灃不免一個激靈。在萬般無奈之下,他也只得厚著臉皮派人去請袁世凱。
三天後,奕劻的親筆信便送到了洹上村,開出的價碼請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對於出山的問題,袁世凱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時出山卻又是另外一個問題。袁世凱琢磨了半天,最後還是決定先不動聲色,試探下清廷的底線再說。
於是,袁世凱擺足了架子,說自己“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並以最近“交秋驟寒,又發痰喘作燒舊症,益以頭眩心悸,思慮恍惚”為由,拒絕了清廷的開價。
袁世凱的藉口可謂是冠冕堂皇:當年你載灃不就是以“足疾”為名將我趕出京城的嗎?好,現在就給你來個“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這口惡氣再說。
說句實話,湖廣總督這條小魚對袁世凱也實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凱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了,這小小的湖廣總督又算得了什麼?如果按袁世凱的要價,至少也應該是數年前他應得的內閣總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監急,現在情況不同了,袁世凱有的是資本和時間慢慢等下去。但清廷這邊就不行了,攝政王載灃環顧左右,軍諮大臣載濤,海軍大臣載洵,自己的兩個弟弟都是少年親貴,哪有能力收拾當前的局面。至於受命前去平叛的陸軍大臣蔭昌,他雖然曾經留學德國,好歹算是懂得一點軍事,但他卻從來沒有指揮過軍隊,更別說打過仗了。
據說蔭昌領旨率軍前往湖北時,身穿長袍馬褂,腳上卻蹬著軍用長靴,簡直就是個“三不像”。這時,旁邊有人向他恭賀大任,蔭昌眉頭一皺:“嗐,我手下一個兵都沒有,朝廷讓我去湖北督師作戰,您說我這倒是用拳打啊,還是用腳踢呀?”
蔭昌還算有先見之明,北洋軍大都是袁世凱的舊部:統領馮國璋就不用說了,下轄第六鎮的統制李純、第二鎮的第三協協統王佔元、第四鎮第八協協統陳光遠,一個個都不肯用命,蔭昌這光桿司令哪裡指揮得動。
在軍情急如星火的情況下,載灃也只好派出袁世凱的老友、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親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凱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既然是熟人,袁世凱也沒太多廢話,當下提出了六點要求:1。 明年即開國會;2。 組織責任內閣;3。 寬容參與此事件諸人;4。 解除黨禁;5。 須委袁世凱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6。 須與袁世凱以十分充足的軍費。袁世凱還特別強調,這六個條件缺一不可,否則決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訊息一公佈,朝中的那些親貴們一個個跳腳大罵,罵袁世凱漫天要價,罵袁世凱趁火打劫,無恥之尤。但是,這班人在朝廷大罵,袁世凱既聽不見也無所謂,反正他的條件一個字都不能改,愛辦不辦,他可不在乎。
當北洋大將馮國璋路過彰德請求面授機宜時,袁世凱要他暫作壁上觀,“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著武昌火種不熄、各地群起響應,局勢進一步惡化的時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凱的奏請將蔭昌召回,改派馮國璋為前線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隨後,清廷又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並授予前線的一切軍事指揮大權。
兵權到手後,袁世凱才勉勉強強的從河南彰德出發,前往湖北督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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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路運動
五、保路運動
要說起這武昌起義,還得從四川的保路運動說起。“要想富,先修路”,國人在甲午戰爭之後民智漸開,漸漸明白這火車原來也有很多好處,而清廷則意識到鐵路在國防上的重要意義。隨後,國內便掀起了建設鐵路的高潮。清廷最開始的鐵路政策是“合股官辦”,但由於當時民間資本和官方資金一時難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數條鐵路主要都是外國投資,由此也引發了鐵路的管理權、用*、稽核權和購料權等方面的問題。
由於擔心路權喪失,清廷後來便也傾向於鼓勵民間集資、由國人獨立建造鐵路的方式。1904年,隨著經濟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拒外債、廢成約、收路自辦”,成為了全國士紳的鮮明口號,收回礦權和路權也變成了國民的自覺運動。
由此,各地商辦的鐵路公司也陸續成立,如廣東潮汕鐵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總公司、川漢鐵路有限公司等。但國人自建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