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決不敢說，這些史籍中所記錄的全是事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中華民族是一個頗為實事求是的，沒有多少想入非非的不著邊際的幻想的民族，卻也是大家所公認的。

近代以來，一些學者頗寫了些《中國通史》之類的著作。根據豐富的歷史資料，而觀點則見仁見智，各不相同。這是很自然的事。這些書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讀者的歡迎。新中國成立後，大力提倡學習*主義。這事情本身應該說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我們所學的相當一些內容是“蘇聯版”的、帶有“斯大林的印記”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其中當然包括歷史研究，都受到了感染。專以中國通史而論，歷史分期問題議論蜂起，異說紛紜，僅“封建社會起源於何時”這一個問題，就爭論不休，意見差距超過千年，至今也沒有大家比較公認的意見，只好不了了之。我真懷疑，這樣的爭論究竟有什麼意義。再如一些書對佛教的謾罵，語無倫次，連起碼的常識和邏輯都不講。魯迅說，謾罵不是戰鬥。它決不能打倒佛教，更談不到消滅。這樣的例子，我還可以舉出一些來，現在先到此為止吧。

我的義理（3）

在當時極“左”思想的指導下，頗寫出了幾本當時極為流行的《中國通史》，大中小學生學習的就是這樣的歷史。不管作者學問多麼大，名氣多麼高，在教條主義流行的年代，寫出來的書絕對不可能不受其影響，有時是違反作者本意的產品。有人稱之為“以論代史”，而不是“以論帶史”。關鍵在於一個“論”字。這是什麼樣的“論”呢？我在上面已經指出來過，這是帶有前蘇聯印記的“論”，而不一定是真正*主義的“論”。歷史研究，貴在求真，決不容許歪曲歷史事實，削足適履，以求得適合某種教條主義的“論”。

因此，我主張，中國通史必須重寫。

另外還有一些情況，我們必須注意，一個是中國歷史長短的問題，一個是中國文化發源地廣袤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過去寫通史，覺得最有把握的是，最早只寫到商代，約公元前17世紀至11世紀，在《古史辨》派眼中，夏禹還只是一條蟲，遑論唐虞，更談不到三皇五帝。這樣我們的歷史只有三千多年，較之埃及、巴比倫，甚至印度，瞠乎後矣。硬說是五千年文明古國，不是硬吹牛嗎？然而，近年來，由於考古工作的飛速進步，夏代的存在已經完全可以肯定，也給禹平了反，還他以人形。即以文字發展而論，被稱為最古的文字的甲骨文已經相當成熟，其背後還必有一段相當長的發展的歷史。我們相信，隨著考古發掘工作進一步的發展，中國的歷史必將更會向前推斷，換句話說，必將會更長。

至於中國文化發源地的廣袤問題，過去一般的意見是在黃河流域。現在考古發掘工作告訴我們，長江流域的文化發展決不可輕視。有的人甚至主張，長江早於黃河。不管怎樣，長江流域也是中國文化發源地之一。這隻要看一看《楚辭》便可明白。沒有一個比較長期的文化積澱，《楚辭》這樣高水平的文章是產生不出來的。長江流域以外，考古工作者還在南方許多地區發現了一些文化遺址。這一切都說明，過去只看到黃河流域一個地方，是不夠的。今天我們再寫歷史，決不能再走這一條老路。

因此，我主張，中國通史必須重寫。

中國文學史必須重寫

在20世紀以前，儘管我們的正史和雜史上關於中國文學的記載連篇累牘，可是專門的中國文學史卻是沒有的。有之，是自20世紀初期始，可能受了點外來的影響。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幾十年中，頗出了一些《中國文學史》，書名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內容卻是基本上一樣的，水平當然也參差不齊。連《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出了幾種。

新中國成立以後，四五十年來，更出了不少的文學史，直至今日，此風未息。應該說，對學術界來說，這都是極好的事情，它說明了我國學術界的繁榮昌盛。

但是，正如可以預料的那樣，同上面講到的《中國通史》一樣，《中國文學史》的纂寫也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的極“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條主義、僵化、簡單化分不開的。在這種思想左右下，我們中國的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研究，無疑也受到前蘇聯很大影響。50年代，我們聘請了一些蘇聯文藝理論專家來華講學。他們帶來的當然帶有蘇聯當時的那一套教條，我們不少人卻奉為金科玉律，連腹誹都不敢。前蘇聯一個權威把極端複雜的、花樣繁多，然而卻又是生動活潑的哲學史上哲學家的學說，一下子化為僵死、呆板、極端簡單化了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