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反對將性行為劃分為政治上正確和不正確的兩大類，反對把性行為限制在所謂政治上正確的界限之內。

她們藉助於從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Mas…tersandJoh　nson）的理論提出，男女兩性的性的基本不同點在於女人受壓抑，因此釋放女性的效能量比壓抑男性的效能量更為重要。

因此，這兩派的區別又可以概括為，自由派更看重釋放女性的效能量；而激進派則致力於壓抑男性的效能量。兩派在對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實質上是贊成性（pro…sex）和反對性（anti…sex）兩種態度。前者對性持肯定態度，對各種形式的性表達，包括淫穢Se情品，同性戀，虐戀，以及女同性戀中的模擬男女角色（陽剛陰柔）關係，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態度；後者則對性持否定態度，反對淫穢Se情品的製作和消費，反對性關係中的暴力及統治與服從關係等等。前者強調男女雙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後者卻持有男性的攻擊性性行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援中性的立法程式；後者反對中性的立法程式。

前者接近於法理社會的個人價值；後者則接近於禮俗社會的社群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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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持有一種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理論，它主張，女權主義應當把性快樂作為一種權力，因為如果總是把性作為一種控制手段來談論，會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西方社會的觀念中，女性的肉體既是低賤的，又是神聖的。女人們對性行為懷抱著一種羞恥、窘迫和害怕的感覺。她們討厭自己的Ru房，因為它們要麼太大，要麼太小；她們不喜歡自己的蔭毛和臀部。對於青春期的性行為，男孩子受到鼓勵，女孩子卻受到訓誡和禁令；女人因此認為性是危險的、神秘的、不可言傳的東西。成年婦女免不了性衝動，卻又必須隱瞞它。凡此種種，導致了許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人學會了對自己性慾感到恐懼，並討厭自己的肉體。（愛森堡等，第51頁）自由派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立場可以追溯到婦女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達作為中心議題。她認為，性解放不僅是個人的實現，而且是人從剝削和私有財產制下的解放；

她堅決反對男性對女性的性佔有和性控制，反對貞節觀念。她對性問題的看法雖然影響並不太大，但卻較早注意到了這個被主流女權主義運動忽略了的問題。伍德胡爾（Victoria　Woodhull）也曾公開主張婦女的性獨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講座中宣稱：“是的，我是一個主張Xing愛自由的人。我有著不可轉讓的、憲法賦與的、也是天賜的權利，我想要愛哪個人就可以愛哪個人，想要愛多久就可以愛多久。只要我願意，就可以每天換一個情人。”（轉引自凱查杜裡安，第560頁）在60年代的婦女運動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張更加明確，那就是，應當將女性尋求性滿足當作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現之後，自由派的觀點受到挫折。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性倫理，即有節制的性倫理。人們把性當成一種恐怖的事情（panic　sex），性的文化價值和性行為方式都有改變，一反過去盛行一時的樂觀主義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學（the　politicsof　ecstasy）。在這個性傳染病的時代，人們驚恐之餘作出的反應是：安全的性行為，對身體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續監視的美學（aesthetics　of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為性現在已經同死亡和疾病連在了一起。有的女權主義者抨擊了這種貌似有理的道德主義回潮。女權主義者伊麗加萊說：我不贊成這種觀點，因為這等於是說，性是罪惡和疾病，無論是什麼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動的作用，就是對人類的拯救。為此我們還要感激艾滋病，因為它將從誘惑中拯救我們，引導我們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第61頁）有一種最為激進的自由派觀點，是從社會革命的角度來看性革命的。在福柯以前，法國新左翼的知識分子達尼埃爾。蓋蘭就成為這一激進立場的代表人物。

他主張，對於社會的壓抑結構，應當訴諸“對準所有企圖妨礙生命源流自由噴發的東西的戰鬥”。他指出：自由的性是保護自我的最有效的同時也是最無害的手段之一。在高度組織化的、高度計劃化的、高度機械化的、高度集體化的社會里……

各自以各自的方式進行愛的自由是留給我們的最後的權利、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