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小範圍佈雷區和高壓電網，用來防止囚犯逃跑。還有，一隊生性兇猛的純種阿爾撒森狗在他的訓練下成了“職業殺手”，專司將違規犯人撕成碎片之責。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狗員班”。霍斯興奮之餘也不無沮喪。因為那些狗在被訓練得兇殘無比的同時，也變得懶散和難以控制起來，並且都能十分老練地找到一個難得的僻靜角落去睡大覺。但總的說來，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種極富創造力的點子已足夠成功。可以說，繼考科、艾爾利希和瑞金斯等人於十九世紀後半葉致力於對德國文化全盛時期的醫學面貌的改善之後，霍斯以一種純粹的歪曲賦予集體屠殺一個全新的概念。

從歷史及社會學的意義上看，我們必須指出，戰後在波蘭和德國的審判中，與霍斯一起受審的奧斯威辛及其他集中營的黨衛軍爪牙屠夫們，只有一小部分有軍人背景。然而，這並不令人特別吃驚。軍人可以犯下令人髮指的罪惡，現在在智利、希臘等地的證人們都能證明這一點。一種自由的謬論認為，軍魂等同於真正的罪惡，並認為那是將軍或上校們的特權；而軍隊中常犯下的挑釁，浪漫，富有戲劇性的令人激動和興奮無比的罪惡往往是第二流的。真正的罪惡，奧斯威辛的令人窒息的模糊、單調、令人噁心的罪惡，幾乎全是平民犯下的。我們可以發現，在奧斯威辛和比克瑙的黨衛隊裡幾乎沒有真正的職業軍人，而是由德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組成。他們中有侍者，麵包師，鐵匠，餐館老闆，醫生，會計，郵差，女傭，銀行職員，護士，鎖匠，消防員，海關官員，法律顧問，樂器製造工人，機械技術人員，圖書管理員，貨運公司老闆……等等等等，還有許許多多來自各個普通地方和人們熟悉的各個行業。這裡需要加註一句，猶太人最偉大的歷史清算者，充滿智慧的海因裡奇·希姆萊，只是一個養雞專業戶。

所有這一切並未被真正揭露出來：在現代社會，當局將大部分危害歸咎於軍隊。而對霍斯來說，他似乎有些不同尋常，他在奧斯威辛之前的生涯中既從事農業又曾奔赴戰場。證據顯示，他非常樂於奉獻；嚴格地說，他有一種執著而不屈的精神，有著任何一個好士兵不可動搖的對信念和職責的絕對服從。這些使得他的回憶錄蘊含著一種悲涼的說服力。去讀一讀他那可惡的自白吧，人們可以相信霍斯在表白他的迷茫和憂慮時是真誠的，甚至於他在毒氣室、焚屍爐或是進行“選擇”，以及執行這一切時的那種暗地裡的動搖也是真誠的。正如霍斯所寫，在這種種疑慮的背後，潛伏著一個十七歲男孩的身影，那是另一個時代的軍隊裡一個年輕的一級下士的靈魂。那時的普魯士人所遵循的原則是光榮、驕傲和紀律嚴明。那男孩在成年人深陷其中的那種不可言喻的墮落面前目瞪口呆。但那是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德國。隨著歲月的流逝，那男孩的純真被流放到天邊，榮譽消逝了，迷茫和懷疑也消失了。隨著這位前黨衛軍支隊長不倦地揮毫灑墨，無情的權威、職責的感召和絕對的服從，便成為他對自己野獸般行為所做的辯護。

但這段平靜的陳述仍令人信服：“我必須強調一點，那就是我本人並不仇視猶太人。的確，我僅僅把他們看作人民的敵人。但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從未把他們和別的囚犯區別對待。在任何情況下，仇恨與我的本性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樣一個處處是焚屍爐的環境中，仇恨是氾濫成災的激情，它與單調平凡乏味的任務的性質無法共存。尤其是當一個人被所有令人心煩意亂的情感弄得精疲力竭的時候，對命令的懷疑便成為空談，於是他毫不猶豫地執行命令：“在1941年夏天，元首的衛士希姆萊命令我在奧斯威辛作好大屠殺準備，並且指示我必須親自參加這次……最後解決……行動。我對這次行動的規模和後果沒有絲毫的想法。這肯定是一個非同尋常而駭人聽聞的命令。然而在我看來，……最後解決……方案背後的理由卻是正確的。當時我並沒有什麼考慮：我接到命令，我將要執行它。至於這次……最後解決……是否必要，我不讓自己發表任何意見，因為我沒必要管那麼多。”

於是大屠殺開始了。就在霍斯那雙細長、專注然而冷酷無情的眼皮底下開始了：“我必須對整個事件保持冷淡，儘管那對任何一個但凡有一絲情感的人來說都是觸目驚心的。我肯定不能掉過頭去看別處，惟恐流露我的感情。當母親們看見她們的孩子被送進毒氣室，呼天搶地地哭喊時，我必須冷靜地觀看這一切……

“有這樣一幕，兩個幼小的孩子在專心玩著一個遊戲。他們的媽媽來拉他們走時，他們怎麼都不肯，就連特別支隊的執行人員都不忍帶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