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群蠹瓜分、酌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順治七年（1650），江南蘇州府常熟縣還發生運官率領運丁“毆官藐運”的事件。當時有儀真衛運官崔邦泰領運常熟，他統率悍丁“玩漕勒贈，苛索無厭”，常熟知縣瞿某敦請速兌，崔邦泰等竟“聚眾鼓譟，各持棍械，毆辱印官，乘機搶掠”，釀成事端。

在清廷看來，“國家之待運軍，為不薄矣”。“舡只則有修理風蓬銀兩，安家則有坐糧，水手則有月糧，路費則有貼備，回南則有羨餘，解給各項支銷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糧之外，還有如四耗贈，比兌時，每石再加溼潤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滿足運軍的利慾，還要“巧恣需求”。於是，清朝廷為了保證漕運，儘量優待運軍，而漕運官吏又千方百計地到運軍身上搜括，運軍再將各種勒索轉嫁到納糧農民身上，就這樣形成惡性迴圈。而受害最深的當然是承納漕糧的農民。正如任源祥所說：“今之有轄於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於運軍者乎，運軍之常例，有絲毫不出於斯民之膏血者乎。”總之，清代漕運與明代不同之處，僅在於官收官兌更加突出，因而運軍問題，往往成為清廷議論漕運的焦點。任源祥曾建議：“欲惠百姓，自運軍始；欲飭運軍，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如此推本尋源，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藥方。清代漕運完全依靠官收官兌，依賴軍運，因而在明代漕運中已經暴露的運軍問題，更加明顯，更加嚴重。

作品背景相關資料　漕河（京杭大運河）

元代開京杭大運河使運河貫通南北。但會通河所經山東地段地勢較高，河道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淺膠舟，不任過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派平江伯陳瑄疏浚江淮運河。又命工部尚書宋禮修治會通河（包括濟州河在內），京杭大運河始暢通。清代繼承明代遺制，繼續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運河，河道除人工開鑿者外，還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時變遷，其中，黃河每次氾濫或者改道。必然嚴重破壞大運河。且天然河道概屬東西走向，而大運河橫貫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極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點，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舊，大致可分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稱通惠河，漕稱“裡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稱北運河，也稱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稱“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臨清段稱南運河，也稱衛河或御河，漕稱“衛漕”；④臨清至臺兒莊段稱會通河，也稱山東運河，共設節制閘四十餘座，故漕稱“閘漕”；⑤臺兒莊至淮陰段是利用黃河，漕稱“河漕”；⑥淮陰至揚州段稱裡運河，也稱淮揚運河、南河或高寶運河。中經寶應、高郵、邵伯等諸湖，故漕稱“湖漕”；⑦鎮江至杭州段總稱江南運河或轉運河。又以蘇州為界分為南北兩部分：其北段稱丹徒運河，漕稱“江漕”；其南段稱浙江運河，漕稱“浙漕”。

清代治理運河重點有二：一山東境內會通河，一為江蘇境內裡運河。會通河地處魯中山地，南旺號稱“水脊”，地勢高聳，水源缺乏。明代在戴村築壩，導汶南旺，分水濟運，以解決水源問題，又置水櫃陡（牛）門，以調節水源，節制水流，才保證了會通河的順利通航。但到了清代，水源諸泉多被填塞，會通河淤淺，安山、南旺、馬踏、徽山等湖，逐漸淤澱，或被豪戶侵佔，闢田耕種，以致湖水日少，加以民田灌溉與漕運爭奪用水，更影響蓄水濟運。清代治理惠通河，除遵循明代舊例，修築戴村壩，疏浚河道，培護堤岸，引水蓄湖，嚴閘啟閉外，採取瞭如下措施：①申飭地方疏通泉源；②樹立湖塘封界，禁止侵佔；③將山東諸湖開浚築堤，或增高培厚原有堤岸，蓄積湖水；④嚴禁百姓截流灌溉，違者治罪嚴懲。經康、雍、乾三朝連續治理，會通河百餘年暢通無阻。

裡運河治理更為艱鉅。裡運河北端的淮安與清口，為黃、淮、運交匯之處，上有洪澤湖，下有寶應、高郵、邵伯諸湖，南通長江，東連大海，河道縱橫交錯，地形和水系都很複雜。黃河氾濫，運河必壞。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黃河年年氾濫，決口頻繁，以致改道，奪淮入江，河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澤湖，合淮水併力東衝運堤。而江北里運河一線，黃、淮、湖、運聯成一片，變為澤國，以致運堤崩潰，漕運阻塞。從順治初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治河修運，均乏成效。自康熙十六年，靳輔擔任河道總督，在《河道敝壞已極疏》中，提出“將河道運道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籌審治河全域性，制定了大修黃、運兩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