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較大”，這是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

我卻認為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應該是那個“紅帽子”問題。跟許多有過“紅帽子”經歷的企業領導者一樣，如果擺脫不了“紅帽子”，就會離開“紅帽子”，但在自己出局之前，就會不由自主地“偷逃”資金到自己的勢力範圍裡。

“紅帽子”幫助了仰融，也“除掉”了仰融。這是仰融的宿命，也是很多跟仰融一樣人的宿命。個人的某些東西如果一直得不到充分肯定，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人擺脫不了這樣的宿命。

【案例分析】

仰融究竟在爭什麼？改革凸現產權歸屬矛盾

出走美國後遭批捕，付出沉重代價希望爭奪的華晨資產全捐給慈善機構，仰融與華晨之間的產權之爭，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十字路口。改革之初，“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留下了許多歷史問題，當資產膨脹之後，產權歸屬的矛盾就凸現出來，究竟應該以什麼準則來規範處理？

在華東政法學院舉辦的“企業轉制產權界定法律適用研討會”上，仰融的全權代理律師、深圳正大律師事務所吳克祥律師公開宣佈，仰融早在8月份已經授權其捐贈華晨系資產，這與此前媒體所認為的華晨資產收歸國有大為不同。

吳克祥公佈的仰融在美國立下的捐贈資產委託書主要內容為：“委託受託人將法律確認我應得的華晨系資產，在扣除律師費、應付稅款和其他一切相關的費用開支後，全部捐贈給委託人書面指定的非盈利性社會團體或慈善機構”。

仰融在出走美國後遭批捕，付出沉重代價所爭的華晨資產其實一分錢也沒留給自己，那麼仰融究竟在爭什麼呢？

十年前的後遺症

十年前由仰融建立的華晨集團，以汽車製造為主業，仰融以香港註冊的華晨公司與瀋陽金盃汽車合資，成立了瀋陽金盃客車製造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998萬美元，金盃佔60％的股份，華晨投入1200萬美元，佔40％的股份。

為使企業得以在美國上市，仰融接受律師建議，“不以個人資產、更不能以國有資產控股上市”，而改以華晨、人民銀行教育司等四家單位共同設立了“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並在百慕大成立“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CBA），仰融將華晨在瀋陽金盃客車四成股權劃入基金會，並透過同金盃股份換股的方式，使CBA成為金客公司51％股權持有人。完成了上市前所有重組工作後，基金會授權仰融處理“所有事宜”，但是雙方在當時都沒有簽署法律檔案。

這一當年“摸著石頭過河”的舉措，雖然成功地“過了河”，CBA於1992年在紐約成功上市，但卻在“教育基金會”上留下了產權不明的後遺症。華晨壯大後，仰融開始發覺應該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

90年代中後期，一些國際級的汽車製造商慕名前來合作，仰融曾考慮如何處理產權問題。並於去年5月提出了由管理層集資，以28億人民幣的價格購回資產的想法，遼寧省政府有關領導當時沒表示反對。

2002年3月，財政部致函遼寧省政府，將香港華晨中國汽車、圓通科技、珠海華晨控股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的國有股股權一併劃轉遼寧省政府，緊接著，遼寧省成立由省政府領導任組長的接受華晨資產工作組。

十年後的資產之爭

據仰融的代理律師李運柯介紹，在此後工作組清理華晨資產工作中，對於要不要先明確企業的性質、涉及到上市公司的該不該向公眾公告以及如何明確企業產權結構等問題，仰融與工作組始終不能協調，工作組在執行過程中實際上是要將整個華晨資產全部收歸國有。

李運柯告訴記者，仰融一直承認這樣一個事實，當年華晨到美國上市是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操作的，的確留下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

十年來，國家沒有給華晨投過一分錢。而目前華晨已經由1200萬美元發展成現在達30億元人民幣的淨資產，旗下6家上市公司及其他非上市公司的總資產加起來近300億元人民幣。

“仰融從來沒有認為這些財產都是他個人的，仰融一再強調，他只是想圓一箇中國汽車夢。”李運柯說。

產權界定引法律探討

在11月13日的研討會上，華晨案例成為了與會專家、學者以及律師的討論核心，大家圍繞華晨資產糾紛的一系列法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國家當初對華晨到底有沒有原始投入，應如何界定？華晨的資產中究竟產權歸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