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紀太小，心智尚遠未成熟，極易受外界的影響。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如何保證他們的族群、國家認同不動搖、不轉移？如何保證成人肄業之後，回到中國的，不是一群“黃皮白心”？

必須承認，對於十來歲的小孩子來說。彼時美國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於自己的祖國。更加有趣的學問，更加人性的教學，更加平等的人際關係，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氣，沒有一個正常的孩子，能夠抵禦住這些無所不在的誘惑。

你不能把他們裝到套子裡——事實上也不可能辦得到，因為你是在人家的學校裡上學、讀書。何況，“增長見聞”——觀察、瞭解、認識留學目的地，從更先進的社會制度中汲取養分。本來就是設計“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為此，剛開始的時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國當地幾十戶不同的人家中。

這種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也是頂“時尚”、頂“先進”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事兒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裝到套子裡，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線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學”、“中學”並重。在美國學校教育之外。從國內派出教員，常駐美國，對小留學生進行相當力度的“中學”教育，以此保證“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規：“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作為從二十一世紀穿越過來的人，關卓凡本人，對這些“中學”課程，並不感冒。可是，他承認，在當時的環境下，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證小留學生們心繫祖國，不改族群和國家的認同。

當然，在本時空，事兒落到他的手上了，具體課程設定，自然要略作調整，譬如，那個《聖諭廣訓》，大約會拿下來，換上別的。

可是，大方向不會改變，即以“中學”教育，保證小留學生不變“顏色”。

遺憾的是，容閎就是要挑戰這兩條底線。

“駐洋肄業局”定規：“幼童以三個月一次來局學華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為滿，逾期則此十二人復歸，再換十二人來。以此輪流，週而復始。”

這個規定，初初的時候，是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的，效果也不錯。但是，愈往後，愈是滯礙難行。

箇中原因，一是因為留美幼童浸潤“西學”日久，對“中學”興趣日減，甚至到了“厭棄儒學”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為“駐洋肄業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閎，不但不堅持既有原則和規定，反而順風縱火，支援學生抵制“中學”。

對此，李鴻章深感憂慮，致信當時的駐美公使陳蘭彬說：“學徒拋荒中學確屬實情，由於蓴甫意見偏執，不欲生徒多習中學，即夏令學館放假後正可溫習，蓴甫獨不謂然。”

蓴甫，容閎的字。

就是說，不但三個月一次的“輪訓”，容閎不支援，甚至學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補習中文，容閎也從中阻撓。

輕廢“中學”之外，學生紛紛信奉洋教，參加禮拜，而容閎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為天經地義——朝廷有什麼干涉的權力？

“留美幼童”本人們，不論“中學”、“西學”孰輕孰重，還是允不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說，一邊倒地站在容閎一邊。

至於美國人，自然明裡暗裡，支援容閎——在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中，多發展幾個親美派，甚至“帶路黨”，有什麼不好？

在這兩個問題上，“駐洋肄業局”內部，彼此針對，勢同水火，衍生出來的其餘問題，譬如什麼小留學生變服飾、和美國女孩談戀愛，與這兩個問題相比，都算小case了。

朝廷終於不能不出手干涉了：將容閎調任駐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駐洋肄業局”。

做駐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閎並不領情，他說：

“若專就予一身而言，以區區留學生監督，一躍而為全權公使，是政府以國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計劃言，是予視為最大事業，亦報國之唯一政策。今發軔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則繼予後者，誰復能如予之熱心，為學生謀幸福耶？況予與諸學生相處既久，感情之親，不啻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