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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發現另一種關係的、認定國家權力和財富這兩種本質性都與自己不同一的那種意識，是卑賤的意識。卑賤意識視國家的統治力量為壓迫和束縛自為存在的一條鎖鏈，因而仇視統治者，平日只是陽奉陰違，隨時準備爆發叛亂。——卑賤意識藉助於財富而得以享受其自己的自為存在，但他同樣把財富視為與它自己不同一的東西，即是說，因為它從自己的持存的本質出發來考察，發現財富與自己不同一。既然財富只使它意識到它的個別性和享受的變滅性（VerBganglichkeit）使它既貪愛財富又鄙視財富，那麼隨著享受消逝，隨著日益損耗中的財富的消逝，它認為它與富人的關係也已消逝。

這兩種關係現在所表達的僅僅才是判斷，判斷規定了作為意識物件的兩個本質＇國家權力和財富＇對意識而言是什麼，還沒有規定它們自在自為地是什麼。

在判斷中呈現出來的反思（關係），一方面，僅只對我們＇研究現象學的人＇而言才是對此一規定和彼一規定的肯定，因而實際上對於兩者同樣都是一個否定，所以這種反思還不是意識本身對它們所作的反思。另一方面，它們都僅僅才是直接的本質，直接本質既不是形成起來的東西，也不是它們的自我意識；意識到它們之存在的那個東西＇自我意認＇，還不是它們的生命原則；它們都是賓語，賓語本身都還不是主語。由於這種分離的緣故，精神性判斷的整體也還是分離開的，分別隸屬於各在一個片面規定之下的兩種意識。——異化本來有兩個互不相干的方面：一方面，純粹意識的自在存在，亦即關於善與惡的特定觀念，另一方面，它們的特定存在，亦即國家權力和財富；異化曾把它這兩個方面的互不相干上升為兩個方面的互相關聯，上升為判斷，同樣，現在，這種外在關聯也必定進一步上升為內在統一，或者說，它作為思維中的關聯也必定上升為現實，而且，兩類判斷的精神也一定要顯現出來。要實現這一點，只要判斷髮展成為推論，發展成為中介運動，使判斷的兩個方面的必然關聯和中項得以在這個中介運動中顯現出來，就行了。

＇3．服務與建議（DienstundRat＇

因此，在判斷中高貴意識發現自己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是這樣的：國家權力誠然還沒有成為一個自我＇或主體＇，僅僅才是普遍的實體，但高貴意識卻已意識到了這個普遍實體，視之為它自己的本質，視之為目的和絕對內容。高貴意識既然與普遍實體發生肯定關係、以這樣肯定態度對待普遍實體，於是就以否定態度對待它的固有目的、它的特殊內容和特定存在，並使它們歸於消逝。高貴意識是服務的英雄主義（Herois－musdesDienBstes），——它是這樣一種德行，它為普遍而犧牲個別存在，從而使普遍得到特定存在，——它是這樣一種人格，它放棄對它自己的佔有和享受，它的行為和它的現實性都是為了現存權力（VorhandeneMacht）的利益。

透過這個運動，普遍就變得跟特定存在一般地結合起來了，正如特定存在著的意識之透過這個外化而把自己教化、形成為本質性一樣。特定存在著的意識在服務中異化了自身，而它所異化的乃是它那沉浸於特定存在中的意識；但是那自身異化的存在乃是自在存在；它透過這個教化形成過程於是就獲得它自己以及別人對它的尊重。——但是國家權力，原來僅只是被思維的普遍，僅只是自在存在，現在則也透過這個運動而變成存在著的普遍，變成現實的權力了。它只在現實的服從中才是現實的權力，而它所以能獲得這種現實的服從，是由於自我意識作了判斷，判斷出＇這種權力＇是本質，並由於自我意識自由地作了自我的犧牲。這種使本質與自我＇或自我意識＇互相結合的行動，產生了雙重的現實：使自我意識本身成了真正的現實，並使國家權力成了真正的有效準的東西。

但透過這種異化，國家權力還不是一種知道自己是國家權力的自我意識；有效準的東西只是它的法律或它的自在存在而已；它還沒有特殊的意志；因為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