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競爭同樣對跨國公司而不是國內競爭對手有利。儘管有很多證據表明，合法逃稅和提供稅收鼓勵以吸引外國投資在近幾十年來對調整貿易和投資資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國際貿易談判中，這些問題從未被列入過考慮範圍。

由於這些扭曲和濫用市場的努力，避稅港實際上降低了全球生產率，減緩了經濟增長速度。原教旨主義人士提倡一種無障礙方法以促進自由貿易，可他們忽視了避稅港的角色。世界貿易組織（WTO）很少對財政補貼和稅收扭曲如何破壞自由公平貿易的問題進行調查。但這個慣例也曾出現過一個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決定禁止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境外銷售公司（FSC）將利潤留在免稅離岸區；FSC成為一種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補貼。FSC被撤銷後，隨後被一種與其類似的不在轄區內的收入免稅的稅收優惠所代替。2002年，在歐盟的控訴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這個問題揭示了跨國公司在尋求補貼和稅收優惠的遊說努力上花了許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卻公然抨擊對窮人的福利專案。

隨著我在澤西的客戶群的增加，這種弊端越來越明顯。但在我與我的同事們發展工作關係時，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對自己工作的更廣泛意義漠不關心。他們都僅僅是為了錢而工作。初級職員頻頻跳槽以尋求更高的工資，高階職員則竭盡全力想盡快掙到更多的錢。那裡的氣氛很瘋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尋找合法避稅的新辦法。曾在這個合法避稅行業待過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臺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師和會計師就會被僱用去進行詳細分析，看有什麼樣的稅收漏洞能供利用。當然，只有很有實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時850美元的費用給那些幫助它們制定詳細的合法避稅方案的專業人士，而大多數的小公司則支付不起。這種不公正的合法避稅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競爭性優勢，而稅負則日益從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轉移給中產或者底層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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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節：第3章　黑金：離岸銀行的隱秘世界（6）

我的很多同事對由我們的工作所帶來的各種後果的指責並不關心。很明顯的一點就是，他們對我們這個小島之外的世界一點都不感興趣。除了工作，他們的話題很少偏離當地的流言蜚語、汽車和房子價格這些主題。在工作中，我對那些在離岸信託基金和公司間流出流入的資金來源不予理睬，這些資金很多來自非洲國家。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在我們出去參加“週五萬歲”的辦公室飲酒狂歡會時，我的部門上司桑德拉·畢松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她對討論那些事情毫無興趣，而且從不在乎非洲發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態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樂趣集中在敞篷娛樂車和在週末喝得爛醉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復一日、毫無生氣，她僅僅將工作視作迅速致富的途徑。很奇怪的是，我喜歡她，我們相處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對不那麼富裕的客戶毫不體諒更別說同情的做事方式、對有錢客戶恬不知恥的奉承態度都讓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對享樂主義的虔誠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縮影。就像我的大多數同事，桑德拉從不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與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為聯絡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這些聯絡。

反覆無常：合法避稅的瘋狂增長

“規則不過就是規則，規則是要人來打破的。”這是引自2004年3月《衛報》上的一篇文章。這些言辭不是出自一名帶著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對全球化的激進主義分子之口，而是出自於對一家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馬施雲（Moore　Stephens）的一個公司稅務合夥人進行的採訪。在評論英國財政預算報告中的稅收方案時，他接著說：“不管立法是否適當，會計師和律師總會有隙可乘。”在面臨煽動犯罪的指控時，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慌忙跟它的這位合夥人的言論劃清了界限——但事實的確如此。多年來，合法避稅已暗中損害了國家的稅收體制，而且“什麼也無法擋住賺錢”這一觀點也堅不可摧。

跨國會計和諮詢公司畢馬威（KPMG）代表了這種傲慢自大的具有顛覆性的態度。該公司稅務部門的公司文化於2003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在對從該會計師事務所獲得的公司內部備忘錄、電子郵件和其他信件進行披露後被曝光。在畢馬威的高階顧問格列格·裡奇的一封電子郵件裡，他提請公司中主管納稅的負責人吉爾夫·斯坦注意，他說，即使監管者針對公司的高淨值客戶所使用的稅收策略